書評豈能為應酬
來源：光明日報 2014-5-15 杜羽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常務副主編仲偉民認為，現在的學術期刊書評大多是作者或出版社約人撰寫的吹捧式文章，學術水平不高。面對這樣的困境，仲偉民最近開始醞釀改革該學報書評制度——
“最近有人想送我一本書，但我不敢要。要了，就得寫書評。”一位學者日前在網上說出的這句“大實話”，引起不少學者的共鳴。因為“人情”而躲不過去的書評，讓贈書這件好事成了甜蜜的負擔。
作為《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常務副主編，仲偉民也常常為書評而糾結。一方面，他認為“學術期刊一定要做書評，不做就是學術期刊的缺位”；但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動搖：現在的書評大多是作者或出版社約人撰寫的吹捧式文章，學術水平不高。
面對這樣的困境，仲偉民最近開始醞釀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實施一項新的書評制度：由學報編輯部組織專家編輯委員會，委員會負責推薦近期出版的學術著作，約請相關學者就這些圖書撰寫書評。《南京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文史哲》《南開大學學報》等高校學術期刊也有望與清華大學聯手推進這項制度的實施。
繞不開的“人情”
“即使私下會開誠布公地講一些尖銳的批評意見，但在公開發(fā)表的書評里，還是說好話的多。”廣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龍其林說，作者或出版社約人撰寫書評，或是為了增加圖書銷量，或是為了參評各類獎項制造“社會反響”，真正認真探討其學術價值的書評并不多見，由此就形成了書評吹捧多、批評少的現象。
書評受困于“人情”，是個老問題。
曾有學者對某學術期刊20年間發(fā)表的175篇書評語言進行統(tǒng)計，“新角度”“新視野”“新領域”“新成果”等與“新”有關的套語使用最多，達到243次，“實用性”“理論性”“學術性”“系統(tǒng)性”等套語以242次居于次席。此外，“多角度”“多層次”“獨具匠心”“獨樹一幟”“嚴謹”等也是書評文章慣用的高頻詞匯。這位學者不禁感慨：“拿這類詞來評價任何一本書，都沒有什么區(qū)別。”
事實上，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近代史研究》刊物就曾向學界發(fā)出呼吁：“在目前良好學術評論環(huán)境尚未完全形成的情況下……嚴肅認真的書評一時數量還不多，那么，我們的刊物至少可以不發(fā)吹捧性、廣告性或敷衍塞責的書評，我們的學者也至少可以拒絕請托，不做抬轎子之事，這是學術刊物和學者自尊自律的起碼要求……本刊近年書評文章數量下降，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為書評文章的沉寂，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學者和編者在作一種艱難的抵制？為此，本刊深切希望各界理解并支持我們的工作，不要再向我們投寄應酬性的書評。”
可變革的“制度”
“如果咱們學界有嚴格的、認真的和專業(yè)的學術書評，就會使學界變得更有秩序，也更加干凈，不會出現學術書評良莠不分、魚目混珠的現象，整個學術界好像根本無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壞的研究。”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向博士生這樣講述學術書評的價值。
“歐美一流學術期刊，除了發(fā)表學術論文，一般會有很大的篇幅發(fā)表學術性書評。美國最有影響的歷史學期刊《美國歷史評論》，書評占一半甚至超過一半的篇幅。”仲偉民說，要么不發(fā)表書評，要么很少發(fā)表書評，學術期刊的“潔身自好”帶來的是學術缺位。高水平學術期刊不發(fā)表學術書評并非正常狀態(tài)，現在多數出版社因為經濟原因采取合作出書模式（即作者出錢即可出版），從而導致書評學術水平參差不齊，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書評的推薦、監(jiān)督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
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榮新江看來，要改變中國學術書評的現狀，可以從改變書評制度入手。他常為學生介紹西方學術刊物的書評制度：“每個學術出版社出版一本學術專著后，都要寄給權威的學術期刊，由期刊主編挑選其中值得評的書，去約請與該專著研究領域相關的專家來撰寫書評，同時也就把這本書送給寫書評的人。這種由期刊來選擇權威專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把自己寫的書或編的書送給書評作者。”
榮新江所說的，正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將要嘗試的書評制度。
“過去受經費的限制，這樣的書評制度很難實施。現在的辦刊經費相對充裕，我們計劃從明年開始，每期刊出3至5篇高水平的學術書評。”仲偉民希望，通過和幾家學報聯手，帶動更多的學術期刊實現書評制度的革新，以此改進學風并推進學術評價制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