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外文筆記：一捧碎金
來源：文匯報 2014-05-30 江勝信
錢鍾書夫婦于牛津大學公園橋下。
錢鍾書夫婦于牛津大學公園橋上。
外文筆記上罕見的涂鴉。
注：照片照片均由商務(wù)印書館授權(quán)使用。
5月29日上午，出席《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第一輯）新書首發(fā)式暨出版座談會的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女士，手里拿著28日的《文匯報》。這天的筆會版，獨家刊出了她和先生莫律祺為《外文筆記》撰寫的序言《像一座萬里長橋》。作為錢鍾書外文筆記的整理者，她將這些筆記視作“世界奇跡”，像一座“萬里長橋”，把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可惜我沒找到我和橋的合影，但我可以給你們看兩張照片。”在莫芝宜佳女士展示的幻燈片中，出現(xiàn)了英國牛津的一座橋，波光粼粼的河水旁，靜立著一對年輕的伴侶，楊絳先生用娟秀的鋼筆字寫上注解：“一九三六年冬，錢鍾韓（編者注：錢鍾書堂弟）來牛津小住，為我倆攝于牛津大學公園的橋上和橋下。”
彼時，彼處，是《外文筆記》開始的地方。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以其豐富的藏書，喂飽了錢鍾書這條大書蟲，他因此把該圖書館戲譯為“飽蠹樓”。“飽蠹樓”的圖書不外借，到那里讀書，只能攜帶紙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跡。錢鍾書在“飽蠹樓讀書記”第一冊上寫道：“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與絳約間日赴大學圖書館讀書，各攜筆札，露鈔雪纂、聊補三篋之無，鐵畫銀鉤，虛說千毫之禿，是為引。”第二冊題詞如下：“心如椰子納群書，金匱青箱總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無魚。”
第一冊、第二冊……孜孜矻矻，集腋成裘，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病重住院，錢鍾書竟留下了211本外文筆記。離世之前，提起這些跟隨了他半個多世紀的寶貝們，錢鍾書淡淡說道：“沒有用了。”
真的沒有用了么？真的將隨著主人的離去而沉寂么？而今，它們以《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的方式復(fù)活了，用影印的方式，原生態(tài)呈現(xiàn)著飄逸的筆跡，躍動著記錄之初的鮮活心思，展陳著一遍遍添補時的思維軌跡。因原始而質(zhì)樸，因原始而情真，因原始而繽紛，像一座知識的寶庫，讓淘寶者目不暇接，流連忘返。其學術(shù)價值，被錢鍾書早年的學生、93歲的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先生比作“建設(shè)文化強國的一塊基石”，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諸專家尊奉為“比較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摘錄背后的創(chuàng)造精神
整理外文筆記的莫芝宜佳女士說：“西方文學作家和作品是伴隨我們長大的，早已為我們熟知，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常常感到，（外文筆記）摘記內(nèi)容的選擇如此睿智，讓我們刮目相看。”1999年，楊絳先生在邀請德國波恩大學的莫芝宜佳教授前來北京整理外文筆記的信中寫道，我想makeyour mouth water（讓你們垂涎欲滴），它們都是golden lines（錦言妙句）。
錢鍾書外文筆記是攻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希臘語等七種語言的歷代書籍所做的筆記，題材涉及文學、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文藝批評、書信、自傳、詩歌、幽默故事等諸多領(lǐng)域。掌握其中六門語言且一直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莫芝宜佳夫婦一方面出于對錢先生的景仰，另一方面難抵楊絳先生的“誘惑”，開始了浩繁的整理工作。
他們用“嘆為觀止”來形容閱讀錢鍾書外文筆記的感受，“這些筆記跟錢先生本人是分不開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對書籍的熱情，驚人的語言知識和對生活的好奇和興趣。我們從這些筆記可以看到一位大學者和藝術(shù)家的工作過程和思路。筆記的吸引力在于出人意料地重新組織在一起的引文，是有意識地不與他自己的想法混雜在一起的。在博學和謙虛的摘錄背后難道不正隱藏著獨特的創(chuàng)造意識，甚至是向一個全新的文學類別的邁進嗎？”
在出版座談會上，莫芝宜佳女士向大家展示了很特別的一頁筆記，上面畫著兩個頭發(fā)稀疏、長著圓圓臉、戴著圓圓眼鏡片、抿著嘴的小老頭。“這是難得一見的涂鴉。像錢先生吧？可他當時還是個年輕人。”莫律祺說，翻看外文筆記，就像是和一個“非常有趣”的人對話，他把筆記中錢先生錄下的一首英文打油詩念給大家聽：“Therewas a young lady from Niger.Who smiled as she rode on a tiger.They returned from the ride.With the lady inside,And a smile on the face of the tiger.（從前有個來自尼日爾的年輕女士。騎著老虎，她露出微笑。騎了一圈返回，女士已經(jīng)到了老虎肚子里。老虎的臉上露出微笑。）”念著朗朗上口的帶著[藜]音韻腳的詩歌，跟隨著詩歌的意境，莫律祺臉上浮現(xiàn)出笑容。
坐在一旁的許淵沖也來了興致：“外文筆記中妙語如珠，常言人之所不能言。錢先生能創(chuàng)造新詞，如‘君子’在西方無對等詞，錢先生獨創(chuàng)intelligentleman一字，謂‘君子’有知識分子之‘才’，加上流人物之‘德’，很有獨到之處。他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認為中國文化的和諧精神如‘二重奏’（Duet），西方文化的批評精神有如‘決斗’（Duel）。他在解釋懷疑主義時，說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 stop.（一切都是問號，沒有句點），這里，everything（每一件事）和nothing（沒有一件事）是一組對比，question mark（問號）和fullstop（句點）是另一組對比。”
自稱“錢鍾書崇拜者”的翻譯家李文俊向大家透露了一個秘密：“我一直在偷偷向錢先生學東西。他常在社科院的圖書館借書，我翻看借書記錄，他借什么書，我也借什么書。我寫過幾篇東西都是講西方人物的，那都是看了他借過的書以后寫的。”
架起中西方文化之橋
再回到“橋”的話題。那座牛津大學公園上的有形的橋，早已化作無形的連通中西方的文化之橋。
對尋常百姓而言，一提到錢鍾書，首先想到的是小說《圍城》，盡管他后來翻譯了《毛澤東詩詞》，編選注釋了《宋詩選注》，并長期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組工作，但他有個不變的志向：研究比較文學。
早在清華讀書時，錢鍾書就有志于外國文學研究，在英國留學時，他做的大量工作是研究外國文學。根據(jù)楊絳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學的。他有一個規(guī)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比較文學架起的，正是東西方的文化之橋。錢鍾書是“架橋人”。
1948年出版的《談藝錄》是他架設(shè)的第一座橋。《談藝錄》采用詩話的體式，以中國傳統(tǒng)文論為母題，從大量具體的文學現(xiàn)象的鑒賞和比較入手，中西詩學互證互補互釋，總結(jié)出了中西詩學在創(chuàng)作心理、接受心理、藝術(shù)方法、風格意境等方面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的詩學規(guī)律，從而賦予中國傳統(tǒng)文論以現(xiàn)代意義和世界意義。
1979年出版的《管錐編》是他架設(shè)的第二座橋。此套巨著圍繞《周易正義》、《毛詩正義》等中國10部重要典籍，引用800多位外國學者的1400多種著作，結(jié)合3000多位古今中外作家的創(chuàng)作，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在中西理論雙向比較方面作出了更令人矚目的成就。該書以尋求中西共同的“詩心”和“文心”為旨歸，資料的旁征博引不僅突破了中西之界限，而且突破了學科界限，以探索那些“隱于針鋒粟顆，放而成河山大地”的文藝規(guī)律。
在《談藝錄》和《管錐編》之外，另有上個世紀80年代的比較文學論集《七綴集》。收入書中的七篇研究文章被錢先生自謔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其中，《中國詩與中國畫》借助西方文藝理論，闡明中國傳統(tǒng)批評對于詩和畫的比較估價，同時糾正外國人對中國詩與中國畫的許多誤解；《讀<拉奧孔>》是通過考究中國古代美學來闡發(fā)西方文藝中關(guān)于詩歌與繪畫的功能區(qū)別的理論；《通感》提出并探討了一種古代批評家和修辭學家都沒有理解或認識的中國詩文描寫手法；《林紓的翻譯》則是借以探討翻譯藝術(shù)的一些基本問題。
錢鍾書還想架設(shè)一座橋：在《管錐編》中，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外國文化為鏡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過來，以外國文化為中心，以中國文化為鏡子，用英文書寫，再推一部《<管錐編>外編》呢？《管錐編》的雛形來自錢鍾書中文筆記，而對于期冀中的《<管錐編>外編》，外文筆記必定是原礦。心愿未了，斯人已去。遺憾之余，隨著外文筆記的出版，也讓人感到一絲安慰。“他沒有完成的著作在哪里？”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黃寶生自問自答，“就在他的外文筆記里。錢先生做筆記，不光是資料積累，更是學術(shù)資本。無論是研究錢鍾書，還是吸取學術(shù)營養(yǎng)，出版錢鍾書外文筆記的學術(shù)意義都是長遠的。”
錢先生曾用“廢話一噸”來形容對大東西的重視，曾用“微言一克”來形容對小東西的忽視，“其實重要的不是那一噸，而是那一克。”翻譯家郭宏安說，“這是對碎片的重視。”這樣的碎片，是一捧碎金。莫芝宜佳看到了碎片的價值：“給研究錢先生和世界文學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材料，錢先生如此精深地掌握了西方文學，表達了他對西方文學的欣賞和尊重。這樣的筆記是對民族溝通的貢獻，是世界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可以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搭起橋梁。”
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在《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座談會上，不能親臨現(xiàn)場的楊絳先生發(fā)來一段錄音，從容的語調(diào)之中飽含著大欣慰：“他一直想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最終未能如愿，他為之長期所做的外文筆記對他來說，已‘沒用了’，但是對學習外國文學的人，對于國內(nèi)外研究錢鍾書著作的人，用處還不小呢！感謝商務(wù)印書館繼出版《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之后，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出版他的外文筆記。這是一項巨大繁復(fù)的系統(tǒng)工程。2011年《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時，我不敢指望卻十分盼望有生之年還能親見外文筆記出版。承蒙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熱心幫助，清華大學、國家出版基金會支持，如今外文筆記出版了第一輯，全書問世也指日可待了。”
在錄音中，楊先生感謝了一圈人。商務(wù)印書館總經(jīng)理于殿利說：“我們最要感謝的人，是楊先生。如果沒有楊先生的妥善保存和分類整理，錢鍾書手稿集不可能那么順利出版。”
錢先生“走”的時候說：“這些沒有用了。”怎么會沒有用呢，楊先生不信。
“從國內(nèi)到國外，從上海到北京，從一個宿舍到另一個宿舍，從鐵箱、木箱、紙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進進，幾經(jīng)折磨，有部分筆記本已字跡模糊，紙張破損。”楊先生回憶，“鍾書每天總愛翻閱一兩冊中文或外文筆記，常把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這么珍視的寶貝，如此陪伴他們度過幸福時光和艱難歲月的寶貝，怎么會沒有用呢？
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女兒和丈夫的先后去世，讓楊絳先生很傷心。她開始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這是她特意找的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用來逃避悲痛。同時，她陸續(xù)整理起錢先生留下的讀書筆記。
經(jīng)反復(fù)整理，楊先生把筆記分作三類：
第一類是外文筆記，多達3.5萬頁，是容量最龐大的一類。楊先生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就請來翻譯《圍城》的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女士和她的先生莫律祺，于1999年和2000年完成了對外文筆記的初步整理。
第二類是中文筆記，多達1.5萬頁，涵蓋的書超過3000種，經(jīng)、史、子、集無所不包，其中既有經(jīng)籍，如《論語》、《左傳》；也有史書，如《史記》、《漢書》；更有大量的詩文集，如《全唐詩》、《全唐文》；小說，如《紅樓夢》、《醒世姻緣傳》；還有大量的古代戲曲，如《元曲選》、《六十種曲》；還有一些野史筆記、日記，如晚清曾紀澤的《使西日記》等。
第三類是日札，包含800多則讀書心得。日札始于“思想改造”運動，錢先生為日札題上各種名稱，如“容安館日札”（均在狹促居室內(nèi)寫成，“容安”兩字，引自陶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容安室日札”、“容安齋日札”，署名也多種多樣，如“容安館主”、“容安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不論古今中外，從博雅精深的歷代經(jīng)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說院本，以至村謠俚語，他都互相參考引證，融會貫通，心有所得。
后兩類匯成《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和《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先后出版，第一類外文筆記目前已出版第一輯3冊，全書共分六輯48冊，可望于明年出齊。
楊絳先生相信，公之于眾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這辦法，‘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