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南翔（1913—1988），江蘇宜興人，馬克思主義教育家。1932年9月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學習，在校期間參與“一二·九”愛國運動。1952年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第一書記、教育部部長。
1935年的12月，北京已經進入深冬，氣溫已經在零下20度。北風吹過來，像鞭子在臉上抽。但是，9號這天，北京城里熱火朝天，形成了與寒冷天氣截然相反的氛圍：“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fā)了。
清華大學救國會在這天散發(fā)了著名的《告全國民眾書》，大聲疾呼：“親愛的全國同胞，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最后五分鐘。我們，窒息在文化古城里上著最后一課的青年，實已切身感受到難堪的亡國慘痛”“起來吧，亡國奴前夕的全國同胞！中國是沒有幾個華北和東北，是經不起幾回‘退讓’和‘屈服’的！唇亡齒寒，亡國的慘痛，不久又要臨頭了！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全國大眾，大家趕快聯(lián)合起來！……要以血肉和頭顱換取我們的自由”……其中一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被廣為傳誦。
《告全國民眾書》的作者，正是當時清華大學22歲的中文系學生、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他一生宦海波瀾，但畢竟書生本色，似乎總是和當年的這張書桌有著牽扯不斷的因緣。
1941年蔣南翔前往延安，在中央青委工作，并逐漸展現(xiàn)出他對教育的“遠大抱負和預見”。當時的延安教育界有一句口號：為邊區(qū)就是為中國，為今天就是為將來。蔣南翔則認為口號不妥。他說：既要為邊區(qū)、為今天，更要為中國、為將來。他提出了“南開中學論”的教育觀點，呼吁要向南開學習，教育要系統(tǒng)、完整。然而，不管是當時的戰(zhàn)爭背景，還是領導理念，都不可能給蔣南翔在延安辦類似“南開”的機會。
差不多10年后，1952年11月經周恩來總理提議，相關部門批準，蔣南翔要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出任校長。
懷著興奮之情，蔣南翔走馬上任。但在正式上任前，他視察了東北工業(yè)基地，想了解國家的建設發(fā)展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人才。
蔣南翔是帶著夢想來清華的。作家韋君宜曾回憶，“（蔣南翔）一進清華就抓質量，教師質量和學生質量。著名的‘寶塔尖論’曾經在‘文革’中給他帶來了多少批判，甚至人身攻擊和謾罵，但他至死不悔。他認為，要把好教授、好設備集中在一起，努力培養(yǎng)好學生，培養(yǎng)國家所需要的少數(shù)高級人材。為此，要反對在教育上搞分散主義。為使學生成材，他堅持大學要敢于‘瀉肚子’，不合格的學生應該降級，反對把學得不行的工農速成中學生勉強塞進大學。他說：大量招收水平很低的學生，名曰辦大學，實際是浪費國家經費，無益于國家。”
和平年代里，一張安靜的書桌當然可以放下，但要想坐在這張書桌前好好讀幾年書，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6年，全國經濟冒進，教育也跟著冒進，高校招生人數(shù)直接翻了一番。蔣南翔感到這種不顧實際的“大躍進”必然會把高等教育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危機，于是他與其他學者聯(lián)名寫了《關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雖然無力扭轉乾坤，但作為一名教育家，他盡到了應盡的責任。
不幸的是，時代的發(fā)展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好。教育越來越脫離實際，同時也開始了高等教育的“大躍進”。1958年，全國范圍爆發(fā)“教育大革命”，各地紛紛掀起大辦高校的狂潮。高校超常發(fā)展的同時也陷入了混亂。
1961年3月，根據中央指示，蔣南翔與教育部部長楊秀峰一起在北京、天津等地對高等學校進行調研，在此基礎上主持起草《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1961年9月正式批準試行。條例草案充分吸取了“教育大革命”期間的教訓，針對過去高等教育發(fā)展單純重視數(shù)量而忽視質量的傾向，條例明確規(guī)定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必須正確處理教學工作與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社會活動之間的關系；必須正確劃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高等學校必須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fā)揮老教師的作用，有計劃地培養(yǎng)青年教師……條例還借鑒了1958年以前高等教育正規(guī)化發(fā)展的經驗，突出高等學校“以教學為主”的規(guī)定，說明“教育大革命”時期的做法偏離了高等教育注重質量的要求。
在這期間，蔣南翔還主持起草了“中學五十條”和“小學四十條”，也先后經中央審議通過。這些條例系統(tǒng)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校教育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有鮮明的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特色，為我國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雖然“四十條”“五十條”“六十條”有很大的撥亂反正作用，但后來時代的洪流到了不可言說的地步，再一次難以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
在中國教育史上，蔣南翔是一個難以忽略的名字。他的背影，依舊在歷史的時空里徘徊……
編輯：李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