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后神工——投身抗日洪流的中國科技精英
董少東
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合影，這張照片中有11位未來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為葉企孫。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葉企孫（中）、熊大縝（左二）與抗戰(zhàn)士兵合影。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根據(jù)地民兵在連接地雷。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在經典的老電影《地雷戰(zhàn)》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藥配方，“不見鬼子不掛弦”的經典臺詞，早已被幾代人熟知。
事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藥，威力遠不足殺敵。真正令侵華日軍魂飛魄散的地雷，裝填的是成分復雜得多的化學炸藥。這些炸藥的配方和工藝，不是莊稼漢出身的游擊隊員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由來自中國最智慧的大腦——一群年輕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創(chuàng)造出來的。
在當時，稱呼他們科學家為時尚早，他們正年輕，風華正茂，是清華大學等中國頂尖學府的學生或青年教師。錢學森、李政道這些聞名遐邇的大科學家，是他們的同輩學人；他們的導師，是中國物理學之父葉企孫；他們當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來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日本侵華，國難當頭，他們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戰(zhàn)場，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救國殺敵。他們用肥田粉造炸藥，用植物油造石油，改進子彈無煙火藥，造雷管、造機器……他們是根據(jù)地軍工事業(yè)的中堅，為之貢獻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戰(zhàn)火顛沛
1937年7月7日，開啟全面抗戰(zhàn)的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事變本身事發(fā)突然，但這場戰(zhàn)爭，對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國來說，都不意外。
日本侵華的狼子野心蓄謀已久，不必多言。國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也已經意識到，中日關系不是戰(zhàn)與和的問題，而是何時戰(zhàn)的問題，國民政府并為此開始做迎戰(zhàn)準備。
但是，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軍事實力存在著巨大鴻溝，軍事上的準備遠不足以彌補，更何況國民黨政府軍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圍剿共產黨上。此后的戰(zhàn)事進程印證著中日的差距。相對而言，國民政府最有意義的戰(zhàn)前準備，是“九一八”之后故宮國寶的秘密南遷，保全了國之重器、民族瑰寶。
還有一種“國寶”，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準備著南遷。這就是京津兩地的大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史上風云際會的大時代，也是中國科學、文化大師輩出的時代。眾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學人大師燦若星河。在歷來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時稱北平），特別是清華、北大兩所大學，大師大家尤為集中。
不但是這些堪稱國寶級的大師級人物，即便是他們的學生、當時的大學生，相對于中國的人口基數(shù)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萬中選一，國家科技的棟梁之材。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數(shù)清華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華物理系，是中國高教史上一個不朽的傳說。這期間清華物理系共畢業(yè)本科生71人，其中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見。當時執(zhí)掌清華物理系的葉企孫是中國物理學奠基人，新中國“兩彈一星”的23位功勛科學家，半數(shù)以上是葉企孫的學生。
戰(zhàn)爭的警鐘，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就已經敲響。北平的大學師生們忽然發(fā)現(xiàn)，戰(zhàn)爭的烽火已經漸漸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開學時，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開學致辭中說：“至于本學年的未來之一年中，能否仍照這樣安安靜靜地讀書，此時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軍進駐華北，“北平已成國防最前線”，北平的國立大學開始籌劃南遷。
據(jù)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回憶，在討論未來戰(zhàn)爭期間清華的遷移地點時，“有些人認為西安很適當。我提議遷往湖南，因為我認為日本的侵略決不會遠及湖南。尤有進者，湖南生產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鎖中國，清華教職員和學生也不致挨餓。”在與國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積極溝通下，1935年，清華停建規(guī)模頗大的文、法學院大樓，把40萬元基建款項轉投長沙岳麓山，籌建一套新校舍，以作為華北戰(zhàn)事爆發(fā)的退路。
1936年，清華大學在長沙的新校舍開始建設，戰(zhàn)爭卻沒有給新校建成的時間。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學界名流，剛剛受蔣介石之邀赴廬山參加談話會。結果，談話會還沒開，戰(zhàn)爭開始了。
“九一八”事變之后的幾年中，日本不斷挑起局部沖突，從東北向華北不斷蠶食著中國。盧溝橋事變爆發(fā)的最初幾天，很少有人意識到，預料之中的中日大戰(zhàn)已經開始。大部分國人仍認為這是一次局部沖突。
但日本這一次的目的不只中國局部。戰(zhàn)端一啟，日本馬上動員了40萬大軍，啟動全面侵華。華北局勢急轉直下，7月29日，北平淪陷。
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校長，原本要與蔣介石縱論國是，這時只能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緊急商談三所學校的應變之策。8月中旬，國民政府命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合并南遷，以尚未完工的清華長沙新校舍組建臨時大學。
長沙臨時大學于當年10月25日開學，11月正式開始上課。未及兩月，南京淪陷，武漢危急，戰(zhàn)火逼近長沙，臨大被迫再度遷校至昆明，即為西南聯(lián)大。西南聯(lián)大校歌中“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吟唱的正是這段顛沛流離的歲月。
清華校長梅貽琦遠在廬山，校務由葉企孫主持。他安排好應急事宜，組織教職工疏散、南遷，隨后準備經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卻發(fā)現(xiàn)海陸交通都被戰(zhàn)事斷絕，葉企孫當時身染傷寒，只能暫時棲身英租界的清華同學會。
這一年，本是葉企孫的學術休假年。按照清華大學的安排，他本該去美國游學休假。滯留天津期間，葉企孫仍有脫離戰(zhàn)火赴美的機會。當時天津與國內的交通雖然斷絕，但遠洋外輪仍在營運。葉企孫的兩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溫德，以美國護照為葉企孫提供了保護。
但葉企孫選擇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于梅貽琦聯(lián)系到了他，通知了清華、北大和南開合并南遷，組建長沙臨時大學的消息。梅貽琦委托葉企孫組建清華臨時辦事處，管理清華財物，聯(lián)絡并資助清華南遷師生在天津安全轉站。葉企孫滯留天津將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來奔走，成為大量清華師生南下的中轉站。
另一方面，葉企孫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縝這時要離開他，投身抗日。這個變故讓葉企孫開始擔負起另一項重要而危險的工作。
據(jù)葉企孫的回憶：“1938年春節(jié)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決定要到冀中去幫助那里的人民武裝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員幫助。”
招兵買馬
冀中根據(jù)地隸屬于晉察冀邊區(qū)，在1937年底逐步形成，是中共領導建立的第一塊平原根據(jù)地。其位置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間的三角地帶，屬戰(zhàn)略要沖。這個區(qū)域群眾基礎好，物產豐富，經濟相對發(fā)達，是晉察冀邊區(qū)的衣糧庫。
不過，這里并不是敵后游擊戰(zhàn)的理想場所。冀中以平原為主，缺少高山密林的掩護，它又被平津、津浦、平漢三條鐵路動脈圍繞，利于日寇大部隊調動，八路軍則只能用兩條腿與之周旋，斗爭環(huán)境可以說險象環(huán)生。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冀中根據(jù)地的游擊戰(zhàn)卻打得有聲有色。《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等經典的抗戰(zhàn)電影，都是取材于冀中根據(jù)地的抗戰(zhàn)故事。冀中根據(jù)地得以不斷壯大，除了中共領導下的根據(jù)地軍民機智英勇作戰(zhàn)，還有一批平津大學師生的特殊貢獻，他們被晉察冀邊區(qū)司令員聶榮臻稱為“邊區(qū)科學家”。
張珍是第一個到達冀中根據(jù)地的“邊區(qū)科學家”。他是輔仁大學化學系助教，中共地下黨員。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他根據(jù)黨組織的指示，回到家鄉(xiāng)河北定縣，加入晉察冀邊區(qū)八路軍第三縱隊。
起初，張珍真的是投筆從戎，帶兵打仗去了。他當上了冀中軍區(qū)二分區(qū)參謀長，帶領部隊打了幾次游擊戰(zhàn)、伏擊戰(zhàn)，還得到了軍區(qū)嘉獎。
隨著冀中軍區(qū)部隊的壯大，裝備、物資上的現(xiàn)實困難越發(fā)凸顯。《游擊隊歌》中唱：“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從敵人手中繳獲確實是八路軍獲取裝備的重要途徑，但這種方式一來代價高昂，每件武器都要用戰(zhàn)士的鮮血和生命去交換；二來所獲終究有限，槍炮繳獲到手可以用上一段時間，彈藥卻是打一發(fā)少一發(fā)，繳獲量遠遠彌補不了消耗。
最關鍵的還是要靠自己，冀中根據(jù)地自力更生，著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廠。
熱兵器時代的武器彈藥制造，需要非常專業(yè)的科學知識和專業(yè)技能。當時中國的整個軍事工業(yè)都極為落后，更何況根據(jù)地所處的都是科學、文化落后的偏遠農村。
科技人才，是根據(jù)地軍工首當其沖的需求。
冀中軍區(qū)司令員呂正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當時部隊中學歷最高的張珍。張珍在通州潞河中學上學時就入了黨，后來考取了燕京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因為負擔不起學費，又轉考輔仁大學化學系半工半讀，并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留校任教，以此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
一個張珍遠遠不夠冀中軍區(qū)所需。呂正操找到他，給他派了任務：“打仗就要死傷人，沒有醫(yī)藥不行；通訊也要收發(fā)報機；打仗還需要造手榴彈、地雷、子彈、炮彈……”總之，張珍要到北平去“招兵買馬”，動員一批知識分子、技術人才到根據(jù)地，還要采購藥品、醫(yī)療器械、通信器材零件……
在戰(zhàn)爭期間，去敵占區(qū)采購藥品、通信器材零件極為敏感，看上去比“找人”要危險和困難。而實際上，張珍更發(fā)愁的是如何“找人”。
他很快就在北平建立起了交通站，通過一個學生家長以教會身份為掩護，為根據(jù)地輸送了大量藥品和醫(yī)療器械。而“找人”的任務費盡周章。
醫(yī)生和廣播人才，張珍通過地下工作時的關系很快找到了，但根據(jù)地急需的軍工人才卻沒那么容易找到。這類人才，首先要專業(yè)對口，化學、物理兩個專業(yè)的師生最合適。這樣的人還必須有愛國心，有舍生膽。日寇侵占平津后，多數(shù)愛國師生已經南撤。張珍一時并沒有明確的尋找對象。
在輔仁大學時曾經同住一個宿舍的孫魯是個很好的人選，他也是化學專業(yè)，各方面條件都符合，可是張珍找到他的時候，孫魯正患有氣胸病，需要定期到協(xié)和醫(yī)院治療。孫魯無法到根據(jù)地，但是他答應張珍，幫忙尋找、動員根據(jù)地需要的人才。
孫魯沒有食言。不久之后，他回天津家中過春節(jié)，在街頭巧遇正協(xié)助葉企孫組織清華南遷的熊大縝。孫魯大學期間曾從輔仁轉學清華，與熊大縝住在同一棟宿舍，兩人非常熟悉。
深知熊大縝為人的孫魯當即眼前一亮——熊大縝正是根據(jù)地軍工人才的最合適人選。
熊大縝是清華物理系七級畢業(yè)，成績突出。為適應抗日國防之需，熊大縝的畢業(yè)論文選擇了與軍事新技術密切相關的《紅外光照相術》。那時候紅外光照相技術剛剛出現(xiàn)，中國連普通膠卷都無法生產，熊大縝自己研制出紅外膠卷，完成了中國第一張紅外照片，深得導師葉企孫贊賞。1935年，熊大縝畢業(yè)留校任教，做葉企孫的秘書，平時就住在葉企孫家，師生二人情同父子。
熊大縝并沒有馬上答應孫魯去冀中根據(jù)地，他還要與自己的恩師商量一下。
那時，葉企孫本已安排好熊大縝去德國留學，卻被忽然爆發(fā)的盧溝橋事變暫時耽擱。一個在科技領域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要投身戰(zhàn)火紛飛的險地，葉企孫不免擔心，“吾是不贊成他去的，但因事關抗日，吾無法竭力勸阻，也沒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事實上，葉企孫不但沒有阻止熊大縝前往根據(jù)地，相反，他和弟子一樣，滿懷赤誠之心投身抗日洪流。這位當時中國的物理學泰斗，又為冀中根據(jù)地送去了更多的得意門生。
造炸藥
通過張珍安排的地下交通線，熊大縝順利地從天津到達保定，隨后進入了根據(jù)地。
初見熊大縝，張珍卻有了幾分擔心。身為原輔仁大學助教，他自己已經經歷了真正的戰(zhàn)火洗禮，一身戎武之氣；而眼前的熊大縝，西服革履，面皮白凈，還是個書卷氣十足的大學生模樣。
張珍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見他穿著西裝，就問：‘你能吃苦嗎？’他把西裝領帶脫下一甩：‘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飯我也行！’”
熊大縝剛到冀中根據(jù)地時，這里的軍工事業(yè)幾乎是一張白紙，一缺人才、二無原料，暫時也沒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他首先被安排到冀中軍區(qū)印刷所當所長。雖然所做并非所學，熊大縝還是展現(xiàn)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為軍區(qū)供給部部長。
也正是在這前后，冀中軍區(qū)得到了一筆“意外之財”。
1938年5月，張珍在與冀中軍區(qū)二分區(qū)司令員沙克碰面時，聽沙克聊起二分區(qū)撿到了一個棘手的“便宜”。原來，二分區(qū)在饒陽、安平一帶的滹沱河中發(fā)現(xiàn)了三艘大船，據(jù)說是閻錫山的部隊遺棄的。船上滿滿當當裝了幾百個箱子，部隊戰(zhàn)士不知為何物，有人說是炸藥。這下讓二分區(qū)既興奮又為難。
那時候冀中軍區(qū)部隊的彈藥，幾乎都是靠土法制作的黑火藥，做子彈還可以，裝地雷和手榴彈就勉為其難了。黑火藥的爆炸威力很有限，而且極易受潮，手榴彈扔出去不響是常有的事。即使響了，其作用往往也只是嚇唬敵人一下。手榴彈彈殼只能炸開幾瓣，沒有多少殺傷力。“邊區(qū)造”手榴彈很長時間都被部隊視為聊勝于無的“樣子貨”。只有在破襲戰(zhàn)時拔碉堡、炸炮樓，部隊才會拿出真正的軍用炸藥包，那比金子還寶貴。
這三船“炸藥”足有幾十噸，可以說是無價之寶，可二分區(qū)卻進退兩難。部隊知道炸藥的威力和危險，沒有專業(yè)工兵不敢亂動，棄之不理又實在舍不得。
張珍一聽說有三船“炸藥”，馬上來了精神，當即讓沙克派人領他去看。
找到那三艘船，張珍才發(fā)現(xiàn)，這些箱子裝的其實是可以生產炸藥的氯酸鉀，離成品炸藥還差著十萬八千里呢。可是張珍還是激動得難以自制，“覺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富有的人。”他是化學專業(yè)出身，在輔仁大學時就為地下黨組織制造過炸藥。有了氯酸鉀，不愁造不出炸藥。非但如此，這三艘船上還裝了紅磷、電線、鋼材、銼刀、鋸條等等，各種原材料、工具著實不少。這筆“意外之財”就成了冀中軍區(qū)軍事化工的起步基礎。
熊大縝馬上在供給部設立技術研究社，開展烈性炸藥的研制生產。從平津來到冀中根據(jù)地的青年知識分子越來越多，理工科的人才幾乎都被分派到了技術研究社。張珍那時已經是軍區(qū)衛(wèi)生部部長，也常被拉到技術研究社參與科技攻關。
在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物理、化學專業(yè)人才手中，把氯酸鉀變成炸藥并不是難事。當然，炸藥所需的原料不止氯酸鉀一種，他們沒有現(xiàn)成的其他成品原料，就用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材料，不斷試驗、改進著炸藥配方。
氯酸鉀炸藥很快被研制出來，威力非常可觀。但這些青年科技人員所學畢竟不是軍工專業(yè)，他們能讓氯酸鉀爆炸，卻無法控制它的爆炸。
氯酸鉀化學性質活潑，與特定物質混合，稍有不慎就會自爆。技術研究社實驗的過程中，就發(fā)生了連人帶屋子都被炸飛的慘痛事故。如果不能讓氯酸鉀炸藥的性質穩(wěn)定下來，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沒有意義。
炸藥研制一時陷入瓶頸，熊大縝給自己的恩師葉企孫寫信，尋求幫助
葉企孫是物理學家，并不能從化學專業(yè)上給出什么指導。不過，清華大學化學系也曾經發(fā)生過氯酸鉀爆炸的事故，葉企孫推測，清華化學系應該有人知道如何穩(wěn)定氯酸鉀。他想到了在北平中國大學任講師的清華化學系畢業(yè)生汪德熙。
汪德熙雖然是化學系畢業(yè)，卻也和葉企孫有密切的師生之誼。據(jù)他回憶，在清華求學時，他曾經上過葉企孫的熱力學課。那個學年的期末大考，有一道題本來會做，只是因為馬虎寫錯一個加減號，導致答案出錯。而葉企孫閱卷時，一點不講情面地把這道題的分全部扣光。
汪德熙覺得委屈，找葉企孫申辯，葉企孫告訴他，把分全扣的原因不是一個加減號，而是因為答案明顯荒謬卻沒有被汪德熙注意并改正，這是科學態(tài)度的不嚴謹。汪德熙深受教育，由此與葉企孫熟悉起來。
葉企孫親自從天津到北平找到汪德熙，動員他去冀中根據(jù)地幫助解決氯酸鉀炸藥的難題。恩師親自登門，所為又是抗日大義，汪德熙沒有二話，當即答應。汪德熙學的化學也不是軍工，為了不負所望，他還專門到圖書館查了幾天的資料，臨時突擊惡補了氯酸鉀和炸藥的相關專業(yè)知識。
熊大縝去冀中根據(jù)地時，葉企孫在倉促之間滿是掛懷擔憂，到了動員汪德熙去冀中時，他已經思慮周詳?shù)貫橹峁﹨f(xié)助。
根據(jù)地兵工廠在為手榴彈填裝炸藥。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一同在廬山休養(yǎng)的葛庭燧夫婦（左）和錢三強夫婦（右）。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汪德熙院士。圖片來源：北京日報
汪德熙回憶，葉企孫幫他聯(lián)絡上冀中根據(jù)地的地下交通線，還教給他一句日語“瓦塔庫西瓦克里斯特德思卡（我是基督徒）”，讓他化裝成傳教士作為身份掩護。汪德熙的冀中之行極為隱秘，甚至連家人都沒有告訴。為免其家人擔心，更為避免外人起疑，葉企孫按照汪德熙做講師的收入，每個月給他的家中匯錢，只說請汪德熙是到天津教書。
各展所學
汪德熙到了冀中根據(jù)地，與早就熟識的熊大縝聚到了一起，歡喜之情自不待言。等到熊大縝把他帶到技術研究社，看到正在使用的化學“儀器設備”，汪德熙就只剩驚訝和苦笑了——哪有什么化學實驗室的影子，看上去倒像個農村的小酒坊或者豆腐作坊。
技術研究社設在任丘縣樓堤村一個老鄉(xiāng)家的院子里。試管、蒸餾瓶這樣最基本的化學實驗設備，在這里一概沒有，更別說其他高級、復雜的裝備了。幾十口農村用的大水缸，就是制造硫酸的生產線，院子正中涼棚下砌了一個火爐，上面是用白鐵皮做成的一個隔水加熱的套鍋。套鍋做得很精致，應該是出自某個農村匠人的手工制品，與正規(guī)的恒溫加熱儀器有幾分形似，原理也一樣，效果倒是蠻好。看得出熊大縝沒少動腦筋。另有一些鐵砧、鐵錘之類的簡陋工具，一時也不明白用處。
汪德熙的到來，很快解決了氯酸鉀炸藥的穩(wěn)定性問題。其實原理很簡單，就是在氯酸鉀中摻入油類，再與其他原料混合。但是，具體到各種物質的配比、加工方式，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化學過程，實際效果需要一次次實驗驗證，危險性不言而喻。
真正的軍用炸藥，不但威力要遠遠超過黑火藥，穩(wěn)定性同樣超過黑火藥。通俗地講，炸藥要靠雷管的爆炸才能引爆，不能像黑火藥一樣，遭到重擊、明火甚至較低的溫度變化就能引爆。否則威力巨大的炸藥對使用者的危險會更大。
而檢驗炸藥的穩(wěn)定性需要更為繁復、高端的實驗設備，技術研究社根本沒有條件。汪德熙也像熊大縝一樣，很會因陋就簡、就地取材，他發(fā)現(xiàn)了那些鐵砧、鐵錘的用途。
汪德熙檢驗氯酸鉀炸藥穩(wěn)定性的方法簡單直接——砸炮：取微量的成品，用鐵錘猛砸，砸響了說明不夠穩(wěn)定再改進，砸不響，說明炸藥穩(wěn)定了。
在穩(wěn)定氯酸鉀炸藥的同時，汪德熙還不斷改進配方，提高炸藥的威力。他發(fā)現(xiàn)，在氯酸鉀炸藥中摻入少量烈性炸藥TNT，能夠大大提高炸藥性能。
但是TNT這種著名的炸藥是侵華日軍嚴格控制的化學品，根據(jù)地能夠獲得的原料十分有限。汪德熙兩次秘密返回天津，向葉企孫尋求幫助。他不但需要TNT，而且還需要制造雷管。
葉企孫給他的支援則是超出預期的。在葉企孫的安排下，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yè)生林風潛伏在天津的一個油漆廠，秘密配制TNT。成品TNT制好后做成條狀，看上去與肥皂一模一樣，一般人根本分辨不出。這些TNT就混在肥皂箱中，不斷輸送到根據(jù)地。
相對而言，雷管雖小，卻沒法偽裝。葉企孫只能采購沒有任何軍事目的和危險品特征的原料，送往根據(jù)地。非但如此，運送這些原料的是清華大學畢業(yè)生李琳、物理系實驗員閻裕昌——葉企孫為根據(jù)地輸送了新的技術力量。
同一時期，燕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張方、技術員軍陶瑞也通過其他途徑來到冀中根據(jù)地，成為技術研究社的生力軍。這時的冀中軍區(qū)供給部已經發(fā)展到大約500人的規(guī)模，技術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自平津高校的青年才俊，其中尤以清華畢業(yè)生為多。他們各展所學，造炸藥、改進槍械、制造通信設備……根據(jù)地的軍工事業(yè)蓬勃發(fā)展起來。
在研制炸藥方面，汪德熙和張方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檔。張方撰文回憶在根據(jù)地的軍工生涯時說，他和汪德熙很對脾氣，那段時間幾乎是形影不離。兩個人一個學物理，一個學化學，提高炸藥爆炸效果就是在物理和化學之間找平衡點，正好適合一起搞研究。
比如，汪德熙為了提高爆炸效果，總是盡可能往炸藥筒里多加炸藥，試驗中卻發(fā)現(xiàn)效果未必好，而且老有沒有被引爆的炸藥。這時候張方提出來，炸藥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個合適的填裝密度。經過試驗，果然裝藥少的爆炸威力遠大于裝藥量多的。
裝藥量解決了，下面要解決引爆穩(wěn)定性的問題，這就輪到閻裕昌大顯身手了。
閻裕昌沒有學歷，他起初只是清華大學的一個普通工人。葉企孫慧眼識人，看中了他超強的動手能力，安排他做物理系實驗員。閻裕昌的能力不在學問，而在技術。
炸藥需要通過雷管的爆炸來引爆。在影視作品中最常見的導火索“咝咝”燃燒引爆炸藥包，導火索的那一端就是一枚雷管。導火索引信確實是八路軍最常采用的引爆炸藥的方式，但這種方法不能精準控制爆炸時間點，只能用來炸炮樓碉堡這樣的固定目標。還有一種方式是拉弦引爆，像手榴彈那樣，但這種方式的操作距離不能太遠，而且不利于隱蔽設伏。
最好的方式是電雷管引爆。閻裕昌就是來為根據(jù)地制造電雷管的。
雷管本身其實是個威力很大的小炸彈，它可比炸藥要易爆得多。電雷管就是要在雷管中插入一個小裝置，一通電就能引爆。而小裝置與電源的銅線不好焊接在一起，每做一個電雷管都要通電驗證一下是否聯(lián)通。
這個檢驗實在矛盾。若小裝置沒焊好，雷管不會爆；若是焊好了，雷管就爆了，白費一個雷管不說，實驗員也有危險。閻裕昌卻能精確地讓電流弱到不足以引爆雷管，又能證實電流通過。分寸拿捏可謂神乎其技。
這還只是把普通雷管改造成電雷管。制造雷管的過程更有危險性。雷管里面裝的物質極為敏感，裝藥的力量稍大就能引爆。張方在一次拆除雷管的過程中，就被雷管炸掉了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個洞。
閻裕昌為根據(jù)地設計出安全的雷管制造方法，而且把雷管的外殼用鋁替代了銅，減少了對這種戰(zhàn)爭時期緊俏資源的依賴。
親手炸日本軍列
氯酸鉀混合炸藥研制出來了，電雷管也造出來了，1938年9月，冀中根據(jù)地技術研究社準備讓自產的炸藥第一次投入實戰(zhàn)。他們的目標是日軍控制的鐵道線。
根據(jù)情報，這一天將有一列日軍軍列駛過平漢線。技術研究社不但要炸毀鐵路，還要在這列火車到達時引爆炸藥。這也是第一次對日軍軍列進行直接攻擊。
為了保障首戰(zhàn)告捷，八路軍這次攻擊在保定南北同時展開，各有一個爆破組實施攻擊。保定以南這一組由汪德熙負責，以北那一組由軍陶瑞負責。
汪德熙是研制氯酸鉀炸藥的核心，本來不應該親自上戰(zhàn)場。但是，他不但去了，而且親手操作了每一個步驟。這既是親手殺敵的血性，也是想給跟隨觀摩的冀中軍區(qū)工兵們做一次實戰(zhàn)示范教學。
這些戰(zhàn)士們多是貧苦農民出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給他們講解電雷管、氯酸鉀炸藥的原理實在有難度，只能手把手地教給他們操作，讓他們當作程序死記硬背，不需理解只要執(zhí)行。第一次實戰(zhàn)，汪德熙不放心這些只憑記憶來操作的戰(zhàn)士們。
這還真不是多慮。另一個爆破組，軍陶瑞繪制了電路連接圖，對一同出擊的人員仔細講述設置方法，然后把接線和埋炸藥工作交給了工兵。埋炸藥一切順利，等工兵接好線路，軍陶瑞一檢查，果然發(fā)現(xiàn)線路接錯了。他為了能夠確保安全引爆，把雷管的連接設計成了串聯(lián)和并聯(lián)相結合的方式，比平時教學略微復雜了一點，結果就把接線的工兵繞糊涂了。幸而軍陶瑞自己又檢查了一遍，把錯誤及時糾正了過來。
而汪德熙負責的這一組，他親手把12個炸藥筒埋到了一根鐵軌下面，插好雷管后，把電線拉到了200米以外的玉米地里。一行人趁著夜色，埋伏在青紗帳，只等日軍火車駛來。
直到后半夜，日軍火車還沒有來，只有一輛日軍汽車，沿著與鐵路平行的道路開了過去。這之后，鐵路上傳來了轟隆隆的聲音，駛來的并非軍列，而是一輛裝甲巡道車。爆破組未作理會，任其駛過。
這輛汽車和裝甲巡道車，都是為日軍軍列查看軌道安全的。拆鐵軌是八路軍慣用的游擊戰(zhàn)方式，連戰(zhàn)士們都開玩笑說自己是“扒路軍”。“扒路軍”其實真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破壞了日軍交通線，扒走的鐵軌還給根據(jù)地兵工廠提供了造槍造炮的鋼材。
日軍顯然沒少吃這種苦頭，每逢有重要軍列，都會先派汽車、裝甲巡道車在前面查看一番。他們沒想到的是，這一天，他們遇到的不是“扒路軍”而是“炸路軍”，就等日軍軍列開到才引爆。
裝甲巡道車開過去后不久，日軍的軍列開了過來。夜色之中只能看到黑黢黢的大蟒蛇一樣的黑影，順著鐵軌高速前行。汪德熙透過玉米葉子的縫隙，緊盯著火車車頭。鐵軌旁的一棵小樹是炸藥位置的標志。火車車頭剛到小樹跟前，早已被攥了很久的引爆器終于按了下去。
一聲巨響，列車車頭歪著身子沖出軌道，側翻著向前沖了一段。后面的車廂則歪七扭八地擠作一團。
爆破組一看引爆成功，也顧不上歡慶勝利，抱起引爆器，胡亂卷了一下電線，向青紗帳的深處隱蔽而去。
這一次震動華北日軍的爆破行動，宣告了根據(jù)地自制氯酸鉀混合炸藥的成功。此后，這種炸藥不但經常在日軍鐵路線上炸響，而且裝進了地雷、手榴彈、炸藥包……成了八路軍最有威力和殺傷力的“重火力”。
不過，這種炸藥的基礎原料氯酸鉀，總數(shù)只有撿到的那三船，再也沒有新的補充來源，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汪德熙、張方和在天津為根據(jù)地秘密制造TNT的林風，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肥田粉。
肥田粉是中國在上世紀30年代最早使用的一種化肥，主要成分是硫酸銨。通過一系列化學反應，硫酸銨可以轉化為硝基化合物，再“升級”就是TNT。
在當時的中國，化肥的普及程度雖然不像現(xiàn)在，但無論在淪陷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買到肥田粉都不是難事。特別是在日偽占領區(qū)，日軍為了能夠征收到更多的糧食，向當?shù)剞r民強行配售肥田粉。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實際上被八路軍暗中買走。日軍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成了八路軍根據(jù)地最可靠的炸藥原料“供應商”。
1938年底，冀中根據(jù)地的炸藥研制、生產已經打開了局面，汪德熙覺得自己任務完成，決定離開根據(jù)地去繼續(xù)完成學業(yè)。一直和他焦不離孟的張方很不贊同，極力勸阻。但汪德熙說，這里制造炸藥、雷管的“種子”已經播下，他一個人離開影響不大。他繼續(xù)完成學業(yè)，對國家用處更大。
汪德熙的確做了更長遠的選擇。新中國成立后，汪德熙以自己所學加入到另一種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研究——原子彈。他是我國核化學奠基人，為研制原子彈、氫彈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們的選擇
1938年八九月間，葉企孫和林風的抗日活動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幸而他們都在天津的英租界里，日軍不便直接抓人。不過，林風還是因為私造炸藥的嫌疑被英租界工部局帶走問話，只是沒有什么真憑實據(jù)，租界工部局并沒有抓捕他。
這時候，葉企孫籌集、管理的錢款也基本用罄。這些錢，除了協(xié)助清華師生南遷外，大部分都變成了各種軍工原料、零件，送到了冀中根據(jù)地。他甚至還給根據(jù)地送去了一臺車床。
10月，葉企孫起身南下，經香港輾轉到西南聯(lián)大。行前，他最牽掛的就是投身抗日一線的熊大縝等學生，為此還寫了一首長詩，其中一句“從君有志士，熙維與琳風。”“君”指的是熊大縝，后一句分別是汪德熙、劉維、李琳和林風。
“熙維與琳風”，遠不能概括葉企孫實際為根據(jù)地輸送的科技人才。在物理系實驗員閻裕昌、工程系實驗員張瑞清這樣的技術高手和交通員之外，還有一位后來的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yè)生葛庭燧，也是在葉企孫的安排下幾次前往冀中根據(jù)地，參加技術研究社工作。他多數(shù)時間在北平，以燕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的身份作掩護，為根據(jù)地購買關鍵器材原件，搜集科技資料。
葉企孫到達西南聯(lián)大后，一直與他頻繁通信往來的熊大縝忽然斷了聯(lián)系。直到1940年2月，友人從天津發(fā)來的電報，傳信說熊大縝在冀東根據(jù)地被以特務罪名抓捕拘禁。葉企孫不相信熊大縝會是什么特務，他甚至到重慶找到過董必武，嘗試營救熊大縝。
然而，一切已經太晚了。在那封電報發(fā)出半年之前，熊大縝已經含冤九泉。
“熊大縝案”是冀中根據(jù)地時期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起重大冤案悲劇。
該案牽連甚廣，有非常多的偶發(fā)因素和特殊歷史環(huán)境，其中被視為最重要“證據(jù)”的是一封來自天津的信件。這封信夾在偽裝成肥皂的TNT中帶給熊大縝，信的內容也沒什么問題，只是說“你派來的人已見到”、“你需要的物資已經準備好了”云云。問題出在落款上——“天津黨政軍聯(lián)合辦事處”。
這個組織是國民黨在淪陷區(qū)設置的地下組織，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共合作的統(tǒng)戰(zhàn)機構。但冀中軍區(qū)鋤奸隊并未去調查，以此就認定熊大縝與國民黨特務組織私自聯(lián)絡，當即將其抓捕。
當時，正在合作抗日的國共關系惡化，冀中軍區(qū)與國民黨河北政軍兩界更是摩擦不斷，國民黨不斷向根據(jù)地派遣安插特務。鋤奸隊正是在這個特殊背景下產生的。“熊大縝案”被擴大化，一百多位來自平津的青年知識分子、科技人才牽連被捕。
冀中軍區(qū)部隊與鋤奸隊對此案的判斷并不一致，司令員呂正操是最信任、賞識熊大縝的人，對他委以重任。但那時呂正操本人也在受著錯誤審查，沒有條件出面干預。不過，“熊大縝案”一下子抓捕那么多青年知識分子，很快被上級黨組織驚覺，馬上派人前來處理。
經過重新審查認定，刑訊逼供不足為憑，鋤奸擴大化趨勢應予糾正。結果，除了熊大縝外，其余人全部無罪開釋。而熊大縝因為“與黨政軍聯(lián)合辦事處聯(lián)系”，仍被定為特務嫌疑拘押。
1939年春夏之交，日軍對冀中根據(jù)地展開大掃蕩。軍區(qū)機關倉促轉移期間，押解熊大縝的人員與其爆發(fā)言語沖突，惱怒之下，未經組織許可將熊大縝野蠻處死。
熊大縝含冤而死，冤案很長時間沒有得到糾正。二十多年后，這起案件卻被“文革”中的造反派翻了出來，牽連到葉企孫。造反派攻擊葉企孫是“大特務”，批斗、侮辱、毆打。葉企孫身心遭受重創(chuàng)，精神崩潰，凄涼而終。
“文革”結束后，中共河北省委經過深入調查，在1986年8月做出了《關于熊大縝特務案平反的決定》。在熊大縝含冤九泉近半個世紀后，黨組織終于為英靈洗去污塵。葉企孫、熊大縝等愛國師生的抗日壯舉得到了組織確認。
后人懷念葉企孫先生和熊大縝，扼腕唏噓之余常做假設：如果熊大縝沒去冀中根據(jù)地，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悲劇，他會成為像同學彭恒武、錢偉長那樣的物理大師。
然而，歷史不能假設。在歷史大背景下考量熊大縝們的抉擇，更令人感懷拳拳愛國之心、報國之志。那一輩學人的情懷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汪德熙開創(chuàng)了根據(jù)地炸藥化工局面后，留學美國獲麻省理工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當選中科院院士，為原子彈、氫彈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核化學奠基人。誰能想到，年輕時的他居然親手炸過侵華日軍的列車？
為根據(jù)地“攢”收發(fā)報機的葛庭燧，后來也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留美期間還曾參與美國的原子彈、雷達等尖端科研項目，獲美國政府表彰。新中國成立后，葛庭燧放棄優(yōu)厚待遇，沖破重重阻撓，毅然回國。他是新中國首批學部委員和中科院院士，中國金屬物理學的泰斗人物。
閻裕昌成為冀中根據(jù)地地雷戰(zhàn)的技術核心，一次為民兵傳授技術的過程中，被日軍突襲抓捕，殘忍殺害；
林風1939年在天津被日軍抓捕，一直關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出獄后不久又被國民黨軍統(tǒng)抓捕，關在同一所監(jiān)獄中一年多；
張方在實驗拆除雷管的過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個大洞，落下終身殘疾；
……
歷史不會忘記他們的犧牲和貢獻。
轉自《北京日報》2015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