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海棠詩
來源：《東方早報》2013-9-22 張旭東
君子擇善固執(zhí)，其實擇不善亦固執(zhí)，孟子所謂“我自不動搖”，是為君子。后來他的“萬物皆流，金石獨止”，不能說與他這種性格關(guān)系小。
胡文輝先生《陳寅恪詩箋釋》自2008年刊布，倏忽間已是五年，今日此書繁體橫排再版，訂補頗多。作者遠(yuǎn)道又贈一部，惶悚感激。我當(dāng)日對海棠詩提出意見，于今豐干饒舌，準(zhǔn)備再說幾句。
《陳寅恪詩存》中有《燕京西郊吳氏園海棠》（一題作《吳氏園海棠二首》之一），全詩云：“此生遺恨塞乾坤，照眼西園更斷魂。蜀道移根銷絳靨，吳妝流眄伴黃昏。尋春只博來遲悔，望海難溫往夢痕（原注：李德裕謂凡花木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欲折繁枝倍惆悵，天涯心賞幾人存。”
前人娛樂太少，賞花是件挺重要的事。具體到陳寅恪身上，他似乎比較喜歡海棠。他寫海棠的詩比較多，這里是他詩集里寫海棠花的第一首。但賞花賞到“此生遺恨塞乾坤”，倒也少見。知必非單純詠花，而是寫其他事。那是寫什么事呢？吳宓日記里面說：“寅恪此二詩，用海棠典故（如蘇東坡詩），而實感傷國事世局。”胡文輝認(rèn)為是寫“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135頁）。吳說太泛，幾可籠罩一切，等于沒說；胡說雖切，錯了方向。
第二句“照眼西園更斷魂”，“照眼”二字從“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來，寫海棠之艷，語簡意完。陳先生長女流求有一則筆記，講到1934年前后的陳家生活，云：“多數(shù)周末下午母親帶我和二妹小彭進城看望祖父。父親星期六上午到東交民巷學(xué)梵文，后即回姚家胡同祖父寓所團聚。然后父親和母親帶我們姊妹一同乘校車返清華園。”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先生四十五歲”條）陳家這種寧靜的生活延續(xù)到第二年無大變化，但時局如此，內(nèi)心不能真正的寧靜，總有細(xì)小的物事，將觸發(fā)寧靜中的擔(dān)憂。“照眼”二字寫出了這種不其然而來的觸動。那么，在1935年的暮春，吳家花園的海棠將謝，四十六歲的陳寅恪，看到依然紅艷而終將謝去的海棠，究竟想到了什么讓他頓感“此生遺恨塞乾坤”？
第二聯(lián)最不易解，我當(dāng)年沒說清楚的就是這一聯(lián)，“蜀道移根銷絳靨，吳妝流眄伴黃昏。”宋人陳思的《海棠譜》，第一句就說：“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這句可為“蜀道移根銷絳靨”下注腳，說它發(fā)源于蜀地；“移根銷絳靨”是說蜀花移至京門，漂泊中絳靨銷卻。《海棠譜》又說：“海棠雖盛稱于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師、江淮尤競植之，每一本價不下數(shù)十金，勝地名園目為佳標(biāo)。而出江南者，復(fù)稱之曰南海棠。大抵相類，而花差小，色尤深耳。”這句可為“吳妝流眄伴黃昏”下注腳，寫其漂泊江南，依黃昏而憔悴。遷徙漂泊這一點其實吳宓也已看到，但他習(xí)慣于陳詩中尋“事”，于是認(rèn)為這首詩與“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書之內(nèi)容——‘二萬五千里長征’”有關(guān)。胡文輝雖詳辨吳宓將蔚秀園混為吳家花園之誤，卻近乎固執(zhí)地繼承了他“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一說，抓住“蜀道移根銷絳靨”的“銷絳靨”三字，指稱“共產(chǎn)主義運動進入低潮”，并加按語謂“海棠色紅，故比喻以紅色為標(biāo)志的共產(chǎn)黨”（137頁）。但按照這種思路，下句“吳妝流眄伴黃昏”無法解釋，故將“吳妝”解作：“亦作吳裝，原指中國畫一種淡著色風(fēng)格，相傳創(chuàng)始于吳道子，故名；又以形容色彩淡雅者，宋洪適（誤作“洪適”）《海棠花二絕》之一：‘雨濯吳妝膩，風(fēng)催蜀錦裁。’故此句仍指海棠的紅色變淡。”（136頁）硬要擠出“褪色”二字，流于附會。甚至“海棠移植他處，則紅色減褪”這句話（136頁倒行七），文中也沒注明出處；而《海棠譜》明確說南海棠“花差小，色尤深”。文輝先生明顯讀過或查檢過《海棠譜》（因為有所引用），不知為什么此書前面幾段全忽略過去，沒有解決“吳妝”即指“南海棠”這個問題。
第三聯(lián)“尋春只博來遲悔，望海難溫往夢痕”，上句說今事，下句用典，用典之處出注，謂“李德裕謂凡花木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我們知道，從黃宗羲到鄧之誠，所倡導(dǎo)的以詩證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詩題、以詩注證史。詩無達詁，以詩證史難，以詩題、詩注（指自注）證史易。他們特別注意有作者自注的那些詩（鄧氏《清詩紀(jì)事初編》是顯例）。這首作品也有作者一個注，值得引起注意。作者用“凡花木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的典，正畫出海棠漂泊的身影。整首詩寫到這兒，懼漂泊、怕流散之感，已躍然紙上。
尾聯(lián)“欲折繁枝倍惆悵，天涯心賞幾人存”。今日折枝，已是存夢，現(xiàn)依依不舍之情與對未來之無限憂慮。
這首詩寫海棠花，抓住這種花的移植歷程，充滿空間感，很自然地寫出很多顛沛流離之感、遷徙無助之情。
不是每首詩都有思想，有故事，但這首詩我覺得還是有其內(nèi)涵，因為涉及“避地”，這可能是陳先生平生諸多主題中的一個。1937年以后，陳先生可以不走，事實上很多人也沒有走。但陳氏很知道自己的性格，他不能忍。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對這種離亂早有預(yù)見，如《贈蔣秉南序》（1964年）云：“清光緒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檢架上舊書，見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讀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羨其事。以為魏丘諸子值明清嬗蛻之際，猶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與從容講文論學(xué)于乾撼坤岌之際，不謂為天下之至樂大幸不可也。當(dāng)讀是集時，朝野尚稱茍安，寅恪獨懷辛有索靖之憂，果未及十稔，神州沸騰，環(huán)宇紛擾。”《柳如是別傳》卷首云：“天下尚稱乂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這些文輝先生大著都已提到，但沒有發(fā)揮應(yīng)有之作用。陳先生這種恐亂世、懼漂泊的情感在1935年平靜的生活中被海棠所觸動，抒發(fā)出來。
二是他早有應(yīng)對這種局面的準(zhǔn)備，也就是說，一旦到來，是走還是留，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研究唐代，研讀過韓偓的詩集，并作過批注，對韓冬郎唐末避地閩中，遠(yuǎn)離朱溫所占的政治中心，有所認(rèn)同，《四庫提要》由此謂其人為“唐末完人”，這種判斷在清末士人中影響很大。這個意見，1927年王靜安自沉后，他寫挽詩，有“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之句，就有清楚的表達。意思是不該死，應(yīng)當(dāng)避地。但是“避地”對于體弱多病的陳來說，畢竟是件艱難的事。他自己不想動，流求所描寫的1934年的生活，甚至可以看作他的理想。但盧溝橋事變以后，陳三立絕食而死。如此處境，父死于斯，子必不能留。義無反顧，走上思想上已有準(zhǔn)備、身體上不愿實踐的避地之旅（他后來戲謂“自笑平生畏蜀游”）。隨校南遷，目盲腳臏，皆在途中。這是第一次避地。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重返清華，過上盼望已久、甚至覺得一生都難以再求的平靜生活。好日子是短暫的，至1948年底，決定離開都門，避地嶺南。目盲腳臏做大撤離，一如數(shù)年前之堅決不猶豫，可見他這種避地的思路有多“頑固”。他不以自己為廢人而能幸免，離開中心是打定主意的“讀史早知今日事”。這是第二次避地。（順便提及，“讀史早知今日事”這個名句，就是《吳氏園海棠二首》的第二首里的句子，我們這里討論的是第一首。第二首不能在這里贅述，請自翻閱。）
在第一次避地的途中，在蒙自寫下海棠詩；在第二次避地的嶺南，寫詩思念在清華手植的海棠，都與這最初的一首海棠詩相呼應(yīng)，描摹出飄泊的花。
至于1949年去留問題，胡文輝、張求會二先生皆有新證，均有理。但鯤西前輩更有傾注情感的表達，他說：“總而言之，一代宗師，于史無所不讀，歷代興亡盡在其默識中，抑且殷鑒不遠(yuǎn)，是則晚年之遭際，其失在一念、僅僅一念之差也。”（《補白二則·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一文讀后》，《上海書評》2009年7月11日）而臺灣亦是是非之地，以他“打定的主意”來看，陳先生之留而非去，并非“僅僅一念”“一念之差”，而是由來已久的應(yīng)對。我們替他后悔，也許不必，因為這不是他一時顧及不周，而是籌爛謀深的出處之道；雖然這次錯了，由于種種原因，大陸放棄了解放臺灣。
君子擇善固執(zhí)，其實擇不善亦固執(zhí)，孟子所謂“我自不動搖”，是為君子。后來他的“萬物皆流，金石獨止”，不能說與他這種性格關(guān)系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