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陳寅恪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13-06-05 張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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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華考題“對對子”而引起爭議的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劉藏春”、“姚逃虛”，只看這兩個名號，就有說不盡的含義。
元劉秉忠，字仲晦，號藏春散人，著《藏春樂府》。明姚廣孝，字斯道，號逃虛子，著《逃虛子集》。“藏于春”、“逃于虛”，只看其如此自稱，已知非真藏真逃，名號背后必有強烈的寄托，別有他物與之相對，在于讀者自己領(lǐng)會耳。如果真藏真逃，亦必不由昭昭揭揭宣示名號而達致。故二人名號的真義，當看其“秉忠”、“廣孝”之本名，而其引興之意，又當知“藏春”、“逃虛”之寄托也。
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一文，明褒實貶。文章開篇稱道梁氏，揭出兩層意思：其一，“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此點蓋舉世無可議。其二，“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認為不然，中國之學術(shù)皆當與政治相關(guān)，舉出“劉藏春”、“姚逃虛”二例。
開篇一段文法是反題正說，學術(shù)上是承接今文傳統(tǒng)。“高文博學”，但亦可說是辭賦小道，玩物喪志。“儒家之學”、“天民先覺”，即今文經(jīng)學上“經(jīng)世致用”之“微言大義”。“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此董生非陳寅恪常言韓愈《送董邵南序》之董生，乃是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十二篇為《通國身》，謂“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此即今文家宗旨。
“先生之不幸”與“中國之不幸”，意謂梁氏處身亂世，其價值僅獲第二義。不與政治相關(guān)而為“高文博學”，漢學考據(jù)，一家之言，皆止于第二義。如三代隆盛，政學合一，國身通一，道器不離，即章學誠所謂“治教無二，官師合一”，方是為學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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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一書為吳其昌遺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學術(shù)先進》之一，潘公展、印維廉主編，勝利出版社1944年重慶出版。
吳其昌為王國維、梁啟超弟子，著述甚豐。王國維卒，吳其昌先作《王觀堂先生學述》，又作《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論“先生之學，綜凡三變”，條列其學術(shù)成就為七項，均較為切實。但不甚在意王國維初學之跡與自沉之歸宿，而立論不免于趨新。如稱王國維“先師殆可謂為‘新史學’家”、“先生是科學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又論王國維“非經(jīng)學家，其治經(jīng)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先生本非經(jīng)學而為史學，其治諸經(jīng)，以經(jīng)傳為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不免稍稍悖于往昔四部之學大義。
吳其昌曾有《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與《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可惜《梁啟超》只完成了上冊，照王國維《學述》之例，下冊當重點論述梁氏晚年學術(shù)成就，其情形尤為作者所熟知。今所見上冊自梁氏幼年至戊戌變法，夏曉虹先生認為，吳其昌“沿用了1901年梁啟超著《李鴻章》所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評傳做法”，體現(xiàn)了梁氏《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以一個偉大人物對于時代有特殊關(guān)系者為中心，將周圍關(guān)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wǎng)羅無遺”的精義。而筆者則感到，此書依據(jù)了太多梁氏自己及維新一派的描述，即便光緒的上諭也無非出于“六章京”之手；同時史觀的基調(diào)更完全站在維新派一邊，其章節(jié)如“梁氏生前中國一般的慘狀”、“亡國景象與維新初潮”等，似乎康梁乃是應符命而出世一般；并且行文的風格也是梁氏的“報章體”，而不是客觀的史家體，自始至終都是夸張鼓動渲染的味道，實為“歷史研究法”之大忌。
故陳寅恪論及此書，一則曰“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二則曰“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此外別無一言，要之不以為實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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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記》于維新之次年，由橫濱出版之《清議報》連載，并由清議報社印行（九卷本）。此年梁啟超二十七歲。與對吳其昌書的評價相似，陳寅恪認為“此記先生作于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認為二書“關(guān)于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于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言外之意已預見“戊戌政變”一段歷史需要重寫。
《戊戌政變記》前述康有為之登用，及西太后虐待光緒帝，后述政變原因與新政之被推翻。附錄一“改革起原”錄甲午戰(zhàn)后康有為上書，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錄梁啟超致陳寶箴書，附錄三為“光緒圣德記”。書中多半是上諭、上書，而加以按語，已有從文件到文件的感覺。如與《翼教叢編》相比，后者在駁詰中均先照錄對方原文，而《戊戌政變記》僅為一面之辭。并且論述夾雜“文筆”，不脫報章氣息。
如述變法前狀況為：“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qū)使，聽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圣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述變法后狀況為：“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后，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并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shù)不可算計。”
短短一年時間，前后情形差異如此之大，便有翻手覆手之嫌。有學者稱，“然深思之，此話不可輕信”，確然。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政變記》中述及陳寶箴之處極多，評價也極好，并且還有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小傳。如說：陳寶箴力行新政，“在湖南一年有余，全省移風”，“我國此次改革，以湖南為先導”，“觀于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識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等等。褒評多端，可謂沒有任何指疵，而陳寅恪卻不以為然。照說，到1945年陳寅恪寫《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時，完全可以據(jù)此為乃父祖向新朝表功，但是他卻沒有。
文中，陳寅恪據(jù)1937年親聞陳三立之語，除了確認梁啟超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實由先君之特薦”之外，特別說了這樣的話：“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
據(jù)此可知，《戊戌政變記》稱梁啟超致陳寶箴書，“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陳氏本人未必贊同。然而更加重要的還不在于維新首功的歸屬，而在于維新并存著兩種不同的“思想源流”。換言之，康梁之意在于取得湖南維新的首功，而陳氏祖孫三人則是要與康梁劃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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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啟超具體地說到他“革命”而拿“滿清”開刀的一番推理：“今日民族主義最發(fā)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
“攻滿洲”即已不是維新，而是革命。問題是，早在戊戌之前，康梁就已確定了“民權(quán)革命”的基調(diào)，所謂“維新”只是冰山之水上一角而已。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書中，梁啟超追述到自己在長沙時務學堂“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nèi)空氣日日激變”。
札記事件可說是湖南新政期間的一個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其根本原因是康、梁打破常規(guī)，“倡言革命”，于是王先謙、葉德輝輩要求檢查。康有為的弟子狄楚青事后承認諸人確實蒙犯了殺頭的風險，《任公先生事略》有云：“其改定之課本，遂不無急進之語。于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jù)，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于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
由譚嗣同以“吐番野蠻者”比滿清，楊深秀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梁啟超在時務學堂“盛倡革命”、“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quán)論”而言，康有為的“保救大清”絕然可疑，所謂“改良”可能確是“臥底”式的真謀反。清亡不始于辛亥而始于戊戌。長沙時務學堂與北京六章京皆當視為一種“身在曹營”式的“地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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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稱帝之日，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
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由此而構(gòu)成“政治家之節(jié)操問題”。
上文第一段為陳寅恪《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后》中語，第二段為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語，二者宗旨之相同，如出一手。此即陳、梁二人思想最相接近之點，亦即陳寅恪《書后》最肯定梁氏之處。
戊戌以后，國家元氣終于耗盡，清朝之亡，變法維新有以啟之。轉(zhuǎn)眼清朝已亡，進入民國，漢人當政，滿人的問題已經(jīng)排除，然而除此之外的問題一個都沒解決，問題反而增多了。梁啟超嘆道：“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tǒng)，忽而正式總統(tǒng)，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nèi)閣制，忽而總統(tǒng)制，忽而任期總統(tǒng)，忽而終身總統(tǒng)，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
梁氏其時大概已不勝其煩亂，從而提出將國體、政體分開思考的一種建議。總之時代變了，立場轉(zhuǎn)換，梁啟超此時不再倡言革命，甚至開始為往日革命的對象——君主——解脫。他說，君主的尊嚴“能于無形中發(fā)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zhèn)福此國”，而“當其醞釀也，革命家丑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
就《戊戌政變記》而言，“革命家丑詆君主”其實正是梁氏往日所為，如果“君主”可以包括西太后在內(nèi)的話。而梁氏的如下言論，不知是否可理解為包含了若干反省與懊悔：“吾數(shù)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guī)復，是用怵惕仿佛，憂傷憔悴，往往獨居深念，如發(fā)狂瘍。”
但梁啟超的聰明睿智還在，他對清朝滅亡之后驟然來臨的亡國危機有敏銳的覺察，于是便提出了一個口號：“中國不亡論”。《雜答某報》是與《中國不亡論》同一主題而論述更詳?shù)囊黄恼拢恼箩槍Υ鹜艟l(wèi)等新一代革命黨的“二次革命”主張，提出五項疑問。文章的價值在于其中具有求真求實的精神，而文章的宗旨也與陳寅恪所主張的“文化本位”漸趨接近。只可惜“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的慣性已經(jīng)形成，難以遏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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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即“洪憲”元年，陳寅恪在北京經(jīng)界局任蔡鍔秘書，蔡鍔即梁啟超弟子。陳、梁二人同為洪憲稱帝的親歷者。故陳寅恪“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云霧而睹青天”一語，亦當時當日情形的真實寫照。
但轉(zhuǎn)眼又到了1945年，梁啟超的維新的激情已成過去，而吳其昌的民國的革命激情正盛，陳寅恪卻開始為德國無條件簽署投降書之后的形勢擔憂。
故在《書后》結(jié)尾，陳寅恪又說：“自戊戌政變后十余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又十余年，中日戰(zhàn)起，九縣三精，飚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以梁氏所見及梁氏所未見，質(zhì)正于政治，而肇端則為戊戌，隱然有論定責任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