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科普翻譯的變與不變
來源：中國科學報 2014-9-26 王俊寧
8月底，曾翻譯過《一九八四》《動物農場》《麥田里的守望者》等著作的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郁癥自殺。消息一出，引發(fā)圈里圈外一片惋惜。在哀嘆之余，人們也開始關注到當下翻譯界以及從事翻譯的這個群體。
作為向人們傳遞國外科學知識的“橋梁”，科普翻譯群體歷來是翻譯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科學初入中國的過去到信息爆炸的今天，科普翻譯跟隨時代的發(fā)展在不斷變化，但那份責任與意義始終沒變。
“老科普”和“新科普”
因為時代發(fā)展，科普本身的概念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翻譯過《手藝中國》《大眾科學指南》《技術史》的清華大學教授戴吾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時代的發(fā)展使得科普的界定出現(xiàn)模糊。主要表現(xiàn)在以往不屬于科普的內容如今也可能是科普范疇，而有些重大科普主題更是涉及多學科領域，比如全球變暖、轉基因問題等。”
在戴吾三看來，科普邊界的模糊化使得科普翻譯有了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科普翻譯就是以往具有明確范疇的科學普及的內容，而廣義上的科普則指有關科學文化的一切主題。”
科普邊界的模糊化對科普翻譯來說，更大的影響在于出版社的選題制定上。“涉及多學科的新科普往往是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熱點話題，這類圖書受眾多，出版社的熱情高。”戴吾三說，“而因為沒有嚴格的邊界限制，一些非科技類的出版社也加入到科普翻譯的出版隊伍中來，比如近年來接力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萬物簡史》，中信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美國創(chuàng)新史：從蒸汽機到搜素引擎》，在社會上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受眾選擇上，面向中小學生的傳統(tǒng)科普譯作仍有眾多市場，而面向中高端人群的科普譯作則需要根據(jù)時代需求不斷調整。“并且面向中小學生的狹義科普著作呈現(xiàn)出文字少、圖片多或三維（立體化）的新形式。”
而與科普內容變化相應的，則是科普翻譯對于譯者的要求也在發(fā)生變化。
“老圈子”和“新隊伍”
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的人歷來是科普翻譯的主要群體。在過去，真正有時間和精力翻譯科普著作的往往是這些教師和研究人員利用業(yè)余或退休以后，在家伏案翻譯。
“10年前網絡還不很發(fā)達，翻譯一本科普著作很耗費時間。”戴吾三告訴記者，“最初的譯者都是在家里，利用自己的英漢詞典、科技術語字典等工具書翻譯。”
據(jù)戴吾三回憶，過去的科普翻譯者多是一些有學問者在“文革”中避開運動，或在退休以后，在一個安靜的小地方進行的。如今科普著作覆蓋的學科更廣，家里的工具書已經無法滿足翻譯需求。
“因為很多時候針對原作里的一個名詞，或是一個短語，要在權威的大百科全書里查證，而這些只有大城市的圖書館才具備。雖然現(xiàn)在有了網絡之便，但有些問題還要當面請教專業(yè)人士。”戴吾三說，“所以，現(xiàn)在從事科普翻譯的人以大學教師和研究所的工作者居多，因為這些地方擁有翻譯所需的工具資源和信息資源。”
除了資源要求，如今科普翻譯對于譯者本身的素質要求也在提高。“如今從事科普翻譯，除了需要譯者本身有很好的外語水平，還要有很好的中文寫作水平，具有相應的人文素養(yǎng)。知識涵蓋面不僅是數(shù)學、物理、生物，也要涉及人文歷史等領域。”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叢書”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科普譯著，已經出了100多種，該社副總編輯王世平告訴記者：“找譯者難度非常大，因為需要他們精通外語，又對專業(yè)知識把握非常好。為什么我們的周期比較慢？跟本身耗費的時間都是有關系的，一般的出版社一年要出十幾、二十幾本書，我們‘哲人石’一年只能做4本書。”
“老待遇”和“新任務”
然而，科普譯者門檻的提高，卻并沒有帶動翻譯稿酬的增加。
翻譯稿酬偏低幾乎是所有翻譯人員的共識。翻譯過《愛因斯坦：生活和宇宙》《大問題——簡明哲學導論》等著作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卜天告訴記者：“從他2001年翻譯第一本《牛頓研究》開始，千字70元左右是業(yè)內的基本標準，如今十幾年過去，千字70元左右仍然是他大多數(shù)譯著的標準。”
作為一名譯者，張卜天更多地是翻譯學術有關的著作。翻一下他的譯著作品會發(fā)現(xiàn)，相較于有些譯者一生只有幾本譯作的速度，張卜天的翻譯速度可謂“迅猛”。粗略統(tǒng)計，2005年至今，僅湖南科技出版社一家，就已出版張卜天翻譯的著作13本。
然而即便這樣的“神速”，如果想要靠翻譯稿酬，仍舊無法滿足生存需要。“因為翻譯過程中消耗的時間、精力是很難預算的。”張卜天告訴記者，“特別是遇到一些比較難翻譯的書，查字典、看資料、利用點滴空閑時間爭分奪秒，也要耗費很長時間。”
張卜天師從北京大學教授吳國盛，研究方向為西方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科學思想史。按照他的說法，他的同行全國估計也不會超過10人。“所以國內在這個領域的譯著非常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加上我自己很熱愛哲學和科學史方面的翻譯，所以一直這樣堅持著。”
針對翻譯稿酬過低的問題，孫仲旭曾專門寫過一篇《怎樣剝削譯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寫道，一些出版社提出的控制翻譯稿費，其做法就是在簽訂合同時，簽下有利于出版方的合同，而出版社在選擇翻譯者時，則要考慮到盡管翻譯稿費低廉已成共識，但是愿意掙翻譯稿費的人仍然相當多，所以不必優(yōu)稿優(yōu)價，稿費水平控制在千字50元至70元范圍內即可。
“翻譯稿酬低必然導致譯者的積極性不高。此外因為翻譯作品并不在職業(yè)考核的標準之內，所以年輕人的科普翻譯積極性也不高。”戴吾三向記者回憶道，“有時候因為內容繁多，一本譯著的出版周期過長，出版之后社會影響程度不高，效果也達不到譯者預期，這樣除非真心熱愛，不然很難提起興趣。”
“老地位”和“新要求”
已經去世的孫仲旭曾說過：“愛上翻譯是種難以戒除的癮。”所以在翻譯界，像戴吾三、張卜天這樣因為熱愛堅持下來的占絕大多數(shù)。
翻譯過《細胞生命的禮贊》《水母與蝸牛》《劉易斯•托馬斯作品集》等著作的山東大學外文系教授李紹明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直言：“我業(yè)余做科普翻譯也有30年了，我也會抱怨稿費太低。熱愛談不上，聊勝于無所事事，更多時候我翻譯科普作品是因為做不了別的。”
在2012年4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舉行的“哲人石”叢書出版100本座談會上，學者武夷山就感慨，優(yōu)秀學術翻譯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報酬與其貢獻是極其不相稱的，優(yōu)秀譯著的社會承認度與其貢獻也是極其不相稱的。他笑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沒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一系列馬列著作譯本，會有中國共產黨嗎？遺憾的是，譯著迄今經常處于尷尬的地位。”
戴吾三認為，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翻譯并不缺人才，然而科普著作的翻譯卻沒有統(tǒng)一的團體和歸宿。“科普翻譯的落腳點在哪里？載體在哪里？這些都是科普翻譯者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戴吾三看來，如今科普翻譯的難度在增加，“專業(yè)的細分深化使得每個人都不敢說了解多少，所以科普翻譯也要跟隨時代發(fā)展不斷創(chuàng)新。翻譯人員的身份、生存環(huán)境，科普翻譯制度的創(chuàng)新等都是應該思考的問題。網絡時代，科普翻譯也可以依托網絡新平臺、新媒體，像果殼網集中各個行業(yè)的人才資源優(yōu)化方式就很有創(chuàng)新和探索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