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并不過時

清華大學法學院 黎宏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了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會上，他發(fā)表了長篇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

座談會上總書記講到“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一個沒有發(fā)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qū)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是繁榮發(fā)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yè)的根本保證”。這些提法，不僅體現(xiàn)了黨中央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對哲學社會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深刻把握，也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即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而且為如何實現(xiàn)建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目標提出了若干具體建議。可以說，習總書記的這個講話是指導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fā)展的綱領性文獻，具有重要的價值。

作為一個從事法律科學研究的高校教師，我對習總書記本次講話中，“倡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指導地位”這點，感受尤為深刻。

我覺得，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是習總書記本次講話中的一個重點。講話中，習總書記在強調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之后，緊接著就強調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且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用好三方面資源，首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在當下，各種理論學說鋪天蓋地而來，讓哲學社會科學學界的學者眼花繚亂，而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意味深長。從法律人的角度來看，習總書記進行這種強調，或許并不是什么新的提法。我國1982年憲法制定并頒布后，序言部分經(jīng)過多次修改，已經(jīng)明確地以法律形式確認“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前進的共同政治基礎。而“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之一，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憲法上的規(guī)定，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當中得到了多大程度地落實，可能并不令人樂觀。這恐怕就是習總書記本次講話當中反復強調這一點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從習總書記的講話來看，中央對于當前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中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的落實情況，是很清楚的。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問題上，絕大部分同志是清醒的、態(tài)度是堅決的。同時，也有一些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我覺得，習總書記的這段話，真的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些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問題。這一點，我對此有深刻感受。我最近受托翻譯出版了一本日本學者在上世紀60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這本書是日本戰(zhàn)后最有影響的刑法思想家、日本戰(zhàn)后東京大學第八任校長平野龍一教授所寫的一本論文集。其中一篇論文專門講為什么可以對犯罪的人追究刑事責任時，他本人提出一個觀點，即“人在受制于因果律的同時，也在發(fā)現(xiàn)并利用因果律，即一定范圍內具有意思自由”的“柔軟決定論”，以此來證明以刑罰的方式懲罰犯罪的人是有效的。但這種觀點受到了同時代的很多人的批判，其中包括一位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學者。作為對這位學者的回應，留學美國，身受實用主義哲學觀影響的平野教授，專門提及他所提倡的以“柔軟決定論”為基礎的性格責任論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他認為，非決定論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是無視社會制度的理論。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犯罪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因此，應當盡量避免刑罰，而采用完善社會政策的方式來預防犯罪。如果說犯罪是由非決定論的自由意思所引起的話，則就犯罪的發(fā)生而言，社會就沒有責任。龍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說”因將犯罪原因求之于生物學的原因，而未考慮社會原因，因此被批判為是“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但“天生犯罪人說”是實證命題，能夠以實證的資料加以反駁。如果說像非決定論一樣，說自由意思“即便是虛構的，也應當承認”的話，那么就不可能對其反駁了。平野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將遵循法則看作為自由，力圖將自由和法則加以調和。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才將歷來被抽象考慮的倫理和法明確為了具體的個人和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從而開辟了對其科學地、合乎法則地理解的道路。應當說，平野教授上述關于馬克思主義犯罪觀的引用的駕輕就熟和論述的發(fā)人深省，即便在老一輩的專攻馬列中國學者當中也鮮見，更遑論我輩年輕的學者了。平野教授是戰(zhàn)前在日本大學畢業(yè)，戰(zhàn)后開始從事研究的一代法律學者，他戰(zhàn)前所受的法學訓練完全是德國式的，在戰(zhàn)后赴美國留學，所學也完全是西式的。但是，受日本戰(zhàn)后大變革的刺激，并對當時德國規(guī)范刑法學在日本一統(tǒng)天下，學者們唯德國馬首是瞻的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他提出了獨自的機能主義刑法觀。這種觀點提倡以對本國社會現(xiàn)狀的分析為基礎、以可視性即經(jīng)驗檢驗而非觀念判斷為基本要求、以問題思考即問題導向為中心，最終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刑法觀。這種刑法觀現(xiàn)在已經(jīng)對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產生了巨大影響。

之所以舉出這個例子，我只是想為習總書記的上述講話提供一個注釋，或者一條證明材料而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并未過時，只是看我們對其掌握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夠自如運用而已。就我所在的法學研究領域而言，日本學者的研究成功已經(jīng)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實習編輯：尹麗麗 尚晴 編輯：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