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大半生奉獻給育人事業(yè)
——訪清華大學1955屆校友、煙臺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杜建寰
通訊員 肖 丹
從學生政治輔導員到熱能工程系黨委副書記，從清華大學黨委委員到煙臺大學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杜建寰投身育人事業(yè)、從事思想政治工作將近四十載，他是新中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從他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代人如何與時代同命運、共呼吸。
杜建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學機械系，1952年院系調整中轉入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現為熱能工程系），1953年任學生政治輔導員，1955年畢業(yè)留校任教，任動力機械系黨委副書記和清華大學黨委委員。1984-1990年援建煙臺大學，任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1990年8月后回清華大學工作。
1950年在北大入學，1952年因院系調整轉入清華，1955年畢業(yè)，他是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1953年，清華大學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初創(chuàng)，黨員身份的他成為了第一批“雙肩挑”輔導員；畢業(yè)后留校工作，“文革”結束后，他促成了熱能工程系的復建；八十年代他不辱使命，作為第一任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從無到有籌建起山東煙臺大學——81歲的杜建寰是和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一代，他把大半生都奉獻給了育人事業(yè)，和那個時代的其他清華人一樣，身體力行，“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雖已是耄耋之年，回憶起往事種種，杜建寰仍保持著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
第一批“雙肩挑”輔導員
1950年，杜建寰來到北京大學機械系報到，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首批大學生。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學，而北京大學工學院、燕京大學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華大學，原學籍隸屬于北京大學工學院的杜建寰因而來到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現為熱能系）。1953年，為了加強學生思想政治工作，蔣南翔校長提出建立政治輔導員制度，這在全國高校中是一大創(chuàng)舉。作為黨員，杜建寰責無旁貸地被抽調為首批輔導員，成為動力機械系最早的3名輔導員之一。就這樣，原本應該于1953年畢業(yè)、隨后投身“一五計劃”大展身手的他，在院系調整的大潮中、在政治輔導員制度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與清華結緣，與“雙肩挑”輔導員制度結緣，并在隨后的歲月中與教育事業(yè)結下了不解之緣。
圖為杜建寰及家人。
當時，學校設立政治輔導處、各院系設立輔導組對輔導員們進行管理，政治輔導處處長由時任黨委第二書記何東昌擔任，輔導組組長由各院系黨總支書記擔任。回憶起擔任輔導員的點滴，杜建寰笑稱：“我們管他們（輔導組組長）叫‘大輔導員’，管理我們這群‘小輔導員’”。“小輔導員”們的主要工作是參加學生的政治學習和團組織活動，發(fā)展黨員。令杜建寰印象尤為深刻的是爭取先進班集體，當時，先進班集體是一項很高的榮譽。“那時候大家熱情很高，每個學生都想著為班級創(chuàng)榮譽，參與集體活動積極性很高，像每天下午四點鐘的集體鍛煉，沒有缺席或者拉班級后腿的。”杜建寰在回憶起輔導員經歷時，常用“熱情”、“單純”來形容當時的學生，盡管如此，在處理學生工作時他偶爾還是會遇到一些小插曲。曾有一個班級的學生因團支部書記善于和輔導員搞好關系而對他有些意見，杜建寰從正反兩方面說理，他說，為了相互通氣、促進工作而和上級交流溝通是必要的，但是出于私人利益而和上級搞好關系則是庸俗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學生的理解和接受，芥蒂也隨之消除了。
最初，學生擔任輔導員相當于半脫產，按照學校規(guī)定需要延遲一年畢業(yè)。因為“一五計劃”的需要，杜建寰的同學們在1953年就畢業(yè)了。因為1954年學校沒有本科生畢業(yè)班，只有專科生畢業(yè)班，杜建寰就隨同1955級一同畢業(yè)。他與三字班（1953年畢業(yè)）和五字班（1955年畢業(yè)）的同學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杜建寰的夫人、清華物理系教授錢啟予笑著說，“校友聚會，三字班的也叫他，五字班的也叫他。”那時，學校為了不讓學生因擔任輔導員延遲畢業(yè)而吃虧，涉及到工齡（當時經濟待遇如工資、分房等都視工齡而定）的時候將他們的畢業(yè)年限視為1953年。學校還為每個擔任輔導員的學生都制定了單獨的教學計劃。杜建寰至今仍記得教學計劃的一些安排，包括“哪些課不聽了，哪些課跟著五字班聽，畢業(yè)設計怎么做”。畢業(yè)前半年，杜建寰不再擔任輔導員，而是全心全意地做自己的畢業(yè)設計，并于1955年正式畢業(yè)。
從院系復建到煙臺大學援建
第一批“雙肩挑”輔導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畢業(yè)后就留校了，杜建寰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就業(yè)志愿原本是電力基建，畢業(yè)設計就是洛陽熱電廠的選址，但在當時計劃經濟的大環(huán)境下，由國家下達就業(yè)指標，學校和院系協調分配，學校和院系給學生分配工作的時候并不征求個人意見。“1955年我出了趟差，回來的時候畢業(yè)典禮都舉行完了，后來系里通知分配我留校”，面對這一結果，杜建寰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圖為1985年煙臺大學第一屆校領導合影（右二為杜建寰）。
杜建寰先后擔任過動力機械系職工黨支部書記、教師黨支部書記（當時院系黨支部分為職工黨支部、教師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職工黨支部包括實驗室的教師、實驗員和工人，教師黨支部包括直接從事教學工作和教研室的人員）和總支部委員，1960年以后擔任總支部副書記直至“文革”。“文革”中，熱能系和電機系合并為電力系，汽車系被合并到了機械系，動力機械系不復存在。“四人幫”倒臺以后，杜建寰受命組織工作，成立電力系臨時黨領導小組，頭一項就是恢復教學，但卻遇到了難處：熱能系和電力系是兩個不一樣的學術體系，雖然都和電廠發(fā)電相關，但熱能涉及的是鍋爐、汽輪機，而電力涉及的則是電機、輸配電，這樣就需要分頭開會。杜建寰建議恢復動力機械系，學校也采納了他的意見。復建的動力機械系更名為熱能工程系，包括汽車、空調（指供暖通風等，現屬建筑學院）、燃氣輪和鍋爐四個專業(yè)。
1984年煙臺成為首批沿海開放城市，教育部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抽調管理、教學、科研骨干，以支持煙臺大學的創(chuàng)建，由北大原副校長沈克琦擔任校長，由杜建寰擔任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杜建寰當時剛心臟病發(fā)作，身體不太好，但調令一出，他二話不說，走馬上任。“我們那時候只有一條，就是服從分配，沒有任何考慮。那時候大家思想非常簡單，覺得組織說什么我們就干什么，完全是為人民服務。直到現在還是，領導說什么我們就服從。”他的夫人錢啟予補充道，言辭中透露出老一輩人的熱情和質樸。
杜建寰1984年6月份接到借調通知，7月1日就動身參加煙臺大學的奠基典禮和籌備會。“我去的時候樓還沒蓋、人還沒有，7月1日奠基，1985年就開學招生。”因為沈克琦年齡比較大了，煙臺大學的日常工作就由常駐煙臺的杜建寰一人負責，他戲稱自己為“行政黨委一人班”。借調6年后，杜建寰于1990年回到清華，那時煙臺大學已初具規(guī)模，有土木、建筑、數學、物理等近十個院系，教職工五六百人，學生總數將近四千。杜建寰為煙臺大學的創(chuàng)建打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他卻謙虛道：“一個大學要建成，沒有幾十年根本不行，我在那，除了建校還要和外國大學建立聯系，美國大學去了說我們這是baby university。”
從北大到清華再到煙臺大學，從輔導員到系黨委書記再到常務副校長，杜建寰的人生軌跡可算是新中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縮影，作為新中國首批大學生，作為清華大學首批學生政治輔導員，時代在杜建寰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他也在時代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個人如何與時代休戚與共。
【校友寄語】
青年學生需要思想引導，因此輔導員制度很重要。輔導員第一必須由學生來做，第二必須雙肩挑。在學校里對學生做工作，讓專職的政工人員用傳統(tǒng)的灌輸方法，工作不可能有效果。輔導員必須雙肩挑，這可能會引發(fā)一些時間上的矛盾。學校要改進工作方法，給輔導員卸擔子。過去輔導員工作一個是參加班上的活動，另一個是個別人的工作，現在能不能改進工作方法，把活動結合一下，既符合青年特點，也避免過于死板，同時還能為輔導員減輕負擔。在制度上，要保證輔導員的學習時間。
【訪談感悟】
在訪談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杜老師身上的那股質樸。一方面，“服從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是他們那代人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在工作崗位上他們又能積極進取，在真抓實干中展現清華人的精神風貌。在歷史的考驗中，杜老師無疑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這也激勵著當代清華人努力踐行母校“行勝于言”的校風。
——肖丹
（清華新聞網11月15日電）
供稿：學生部 編輯：范 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