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遵循教育規(guī)律
實現(xiàn)工作重點轉移 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學位制度
進入八十年代，教育部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蔣南翔親自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于1980年1月14日上報中央、國務院。
1979年2月24日，胡喬木同志就籌建我國學位制度，向小平同志報告，提出“建議中央批示教育部在短期內提出方案（并無困難），送中央審批。”小平同志于3月7日批示：“建議由方毅、喬木同志主持，提出具體方案，報批”。喬木同志于3月13日寫信給蔣南翔，除傳達小平同志指示外，正式提出：“關于學位問題，請閱后找?guī)孜粚＜覝蕚湟粋€意見（1、要參考各國制度和國內情況，2、要不要學士學位也請附帶考慮一下），待教育部討論意見比較成熟后再開一次由方毅和我參加的會（會前要把方案印發(fā)出來）”。根據(jù)中央的指示，教育部與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協(xié)商共同組成一個專門起草小組，蔣南翔親自主持。小組搜集了我國前兩次（1954年至1957年，第一次由林楓同志主持；1961年至1964年，第二次由聶榮臻同志主持）草擬學位條例的全部檔案材料加以研究，并整理編印出《學位條例文件匯編》和《建國以來研究學位問題的一些意見》兩份資料。當時曾有些部門負責同志主張把1964年國家科委起草的學位條例略加修改，即可形成新的學位條例上報。蔣南翔認為，原條例在有些方面有許多好經(jīng)驗可以借鑒，但該條例受前蘇聯(lián)學位制度影響，在學位分級方面、在把學位制度同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緊密結合起來等重要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缺陷，不宜照搬；另外，新的條例既要符合我國現(xiàn)在的國情，又要考慮國際上學位制度的發(fā)展趨勢。小組又搜集了美、蘇、英、日等國和舊中國的學位制度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并編印了《蘇聯(lián)學位制度資料》、《日本學位制度資料》和《舊中國及臺灣學位制度資料》，同時對我國高等學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現(xiàn)狀也做了調查研究。在此工作基礎上，起草小組經(jīng)過多次修改，草擬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1979年9月在北京召開兩次座談會討論《條例（征求意見稿）》，10月起草組又到上海、昆明、成都等地分別征求教育界和科學界的意見。
10月24日國家科委一位副主任寫信給方毅、喬木同志稱：“關于建立學位制度問題，我認為本來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因為六十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少作修改就可以報中央”，“可是這個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個機構之后，將近一年之久（其實只有7個月——編者注）至今還處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之中。這樣曠日持久對我國科學的發(fā)展是有不利影響的。是否可以把原來文件取出來，由國家科委、教育部、國務院科技干部局出面，在北京召集百人左右有代表性的科學界代表人士，征求意見，改定后即報中央。”方毅同志認為這個意見“很可考慮”，并于10月29日轉告蔣南翔。
據(jù)此，蔣南翔召回了在外地征求意見的起草組同志，于11月3日邀請國家科委、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科技干部局的負責同志開會（寫信的國家科委副主任也出席了會議），對1964年原來的條例和教育部新起草的條例進行比較研究、交換意見。會上，大家認為時隔15年，國際國內教育、科學情況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1964年起草的條例不適合現(xiàn)在的需要，應以教育部起草的新條例為基礎，再征求一些意見，修改后上報。教育部的《條例（征求意見稿）》先后征求過20多個中央部門和省市科委，以及30多所高等學校的近千人的意見。
12月下旬，經(jīng)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審議后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送審稿）》，五屆人大常委會于1980年2月7日召開了第13次會議，討論學位條例。蔣南翔做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的說明”。共說明了十個問題：“一、關于建立學位制度。從各國學位制度的發(fā)展歷史和現(xiàn)狀看來，學位制度總是與教育制度相聯(lián)系的。學位與文憑互相補充，是反映高等教育各個階段所達到的不同學術水平的稱號。它是評價學術水平的一種尺度，也是衡量高等教育質量的一種標志。建立學位制度，往往是一個國家發(fā)展教育、科學事業(yè)的一項重要立法。”“二、關于學位的分級。1964年擬定學位條例時，基本上采取蘇聯(lián)的做法，只設博士、副博士兩級學位。大學本科畢業(yè)不設學位。我們考慮，根據(jù)目前情況，我國宜采用多數(shù)國家通行的做法，與高等教育不同階段相聯(lián)系，設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這樣做，有利于派遣留學生和國際學術交流。”有一些同志主張不設學士學位，我們考慮，“1979年中央批準授予大學本科畢業(yè)生的外國留學生以學士學位。如果我國自己不設學士學位，僅給外國留學生授予學士學位，似不相宜，我國大學本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設一級學位，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也有利于調動學校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的積極性。”還有一些同志主張不設碩士學位。“據(jù)我們了解，在多數(shù)國家仍然有碩士學位，在某些學科，碩士還是最高一級學位。就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一時還難以在各個學科領域里具有培養(yǎng)博士的能力。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碩士的培養(yǎng)還是一個獨立階段，仍有必要設碩士一級學位。”“三、關于學位獲得者的政治條件。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學位條例對學位獲得者應該有政治條件的規(guī)定，以鼓勵他們堅持又紅又專的方向。1964年稿對學位獲得者的政治條件，曾規(guī)定為‘愛國、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次條例草案改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以與憲法對公民的要求相一致，也與中央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相吻合”。蔣南翔還對關于學位授予辦法、關于學位學科門類的劃分、關于現(xiàn)有在職教學和科技人員的學位授予、關于名譽博士學位等問題做了說明。最后提出“關于學位條例的實施時間”，鑒于條例公布后還有很多準備工作，建議“在人大常委通過學位條例時，另由葉劍英委員長發(fā)布一項命令，規(guī)定學位條例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0年2月12日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這是建國以來制定的第一部關于教育工作的法律，對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學位制度和開拓教育立法進程都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規(guī)定，1980年5月國務院批準在教育部設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1980年12月1日國務院批準設立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并任命方毅為學位委員會主任，周揚（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蔣南翔、武衡（國家科委副主任）、錢三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為副主任。委員共41人。12月15日至18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審定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實施辦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于審定學位授予單位的原則和辦法》，研究了1981年實施學位條例的工作部署。1981年1月1日《學位條例》正式實施，2月24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公布了《關于審定學位授予單位的原則和辦法》，我國學位工作正式啟動。5月20日國務院批準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6月13日《人民日報》公布了《實施辦法》，蔣南翔就《實施辦法》的公布發(fā)表談話。7月召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第一次會議。7月12日蔣南翔在學科評議組會上發(fā)表了《我國學位制度必須具有中國的特點》的講話，他說：“建立學位制度是促進我國教育和科學事業(yè)向前發(fā)展的一個重大步驟，是新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我們的學位制度應該具有中國的特點，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或者說為四個現(xiàn)代化服務。這就是我們建立學位制的基本出發(fā)點。”他強調“實行學位制度必須保證質量”，評議工作要實行“堅持標淮，嚴格要求，保證質量，公正合理”的原則。他說：“保證質量，一是保證學位授予單位和學位獲得者本人的質量，二是要為我國初創(chuàng)的學位制度，樹立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科學作風，為今后學位制度的健全發(fā)展打下良好的基礎。”這次學科評議組會后評出第一批學位授予單位，我國學位制度正式開始實施。
1981年9月7日，蔣南翔在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上匯報了學位工作。他在匯報了實施學位制度八個多月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所作的工作后說：“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學位制度應該具有中國的特點，適合中國的國情，也就是要從我國實際出發(fā)，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服務，使之成為世界上先進的學位制度。”他強調我國的學位制度必須堅持三條原則：“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我們要通過學位制度促進又紅又專的高級專門人才的成長。我們要求本國的學位申請者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 擁護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點是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二、必須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各級學位申請者既要在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上達到相應的學術水平，又要具有相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兩者不能偏廢。”“三、必須貫徹質量第一的原則。實行學位制度的目的是促進高級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教育和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但是能否作到這一點，關鍵在能否保證所授學位的質量。我們建立學位制度一開始就要把保證質量問題放在重要的地位來考慮。我們國家的學位制度要名副其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制訂和實施，為我國高層次人才的培養(yǎng)立足于國內打下了基礎，也創(chuàng)造了條件。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重大成就。截至2003年底，我國已授予碩士學位80多萬名，博士學位11萬多名。這是和蔣南翔為學位工作所做的努力分不開的。
加強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教育國際交流合作重新恢復起來。特別是1979年以后，中國與世界各國教育界的往來有了較大的發(fā)展。
1979年9月15日至10月7日, 蔣南翔率中國教育代表團（9人）訪問了意大利、荷蘭和英國。這是中國教育部長第一次訪問西歐國家，也是對三國教育部長或教育科學大臣來華的回訪，目的是增進友誼和推動中國與三國間簽訂的教育協(xié)議的落實和進一步合作。在意大利，蔣南翔部長與意大利教育部長薩爾瓦多·瓦利杜蒂舉行了會談，雙方同意在兩國大學間建立校際聯(lián)系，意方要求增加派遣來華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荷蘭，女王儲婭特麗克絲和克勞斯親王接見了代表團。
蔣南翔在荷蘭訪問時和小學生在一起（１９７９） 蔣部長與荷蘭教育科學大臣派斯舉行了會談，并簽署了會談紀要。雙方同意北京大學與荷蘭萊登大學、清華大學與荷蘭代爾夫特工業(yè)大學進行校際聯(lián)系；鹿特丹大學醫(yī)學系希望同中國有關大學建立聯(lián)系；雙方同意兩國大學所屬的研究機構在醫(yī)學、遙感技術、水利、農業(yè)、能源、高能物理、漢語和中國文化等專業(yè)合作研究；荷方提出荷專家學者愿到中國進行科學研究。在英國，外交和聯(lián)邦事務大臣布萊克爾會見了代表團。蔣部長與英國教育科學大臣馬克?卡萊爾舉行了會談，并達成協(xié)議。雙方各確定6所大學建立校際聯(lián)系；1980年中國派到英國的留學生增加到200~250人；英方增加派往中國的研究人文科學的研究生和學者；英方同意1980年中國派普通教育代表團和電視大學代表團（參觀、考察英國開放大學）訪問英國。
198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蔣南翔率中國教育代表團訪問了聯(lián)邦德國、法國和美國。主要是了解三國的教育體系、學習三國的有益教育經(jīng)驗和調查我國留學生的情況。聯(lián)邦德國外交國務部長會見了代表團，法國國民議會議長富爾和美國總統(tǒng)科學顧問普雷斯分別參加了蔣部長舉行的答謝宴會。蔣部長分別同三國教育部長舉行了會談。此外，聯(lián)邦德國教育科學部專門舉辦了兩次工作午餐，請教育專家與代表團成員交流情況。美國教育部在周末安排了兩次教育討論會，請教育界名流講了六個專題，代表團也介紹了中國教育的情況。這次訪問的重點是到三個國家的州級教育部門，了解地方的教育情況和直接考察學校，共訪問了17座城市、28所高等學校、1所師范學校、8所中小學。
在聯(lián)邦德國巴伐利亞州訪問期間，在州長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蔣南翔與鄰座的州文化教育部總司長、著名教育家卡爾?伯克博士親切交談，伯克博士問：“部長閣下，中國擁有十億人口。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教育部長，您最關心的是什么事情？”蔣南翔胸有成竹地回答說：“我最關心的主要是三個問題，第一是千千萬萬學齡兒童的入學問題。教育不普及，小學教育水平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就必然低下，這將成為我們建設四化的巨大阻力。這就要求小學教員的水平要提高，要尊重小學教師，要重視小學教育。其次是普通中學向職業(yè)學校轉變，職業(yè)學校的比例要提高。不可能讓所有的中學畢業(yè)生都上大學，相當一大部分中學生必須學會一門技術，畢業(yè)后能夠從事生產(chǎn)勞動，立即就業(yè)。第三是高等學校的改造，要使得高等學校成為科研和教育的中心，以科研帶動教育，以教育促進科研。高校的學術水平體現(xiàn)了一個國家的學術水平。”伯克博士聽完翻譯后，連連點頭說：“閣下，您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意見我非常贊同。”還說，“孩子不受教育，長大之后必然成為社會的包袱。有識之士都說，不怕三百萬工人失業(yè)，只怕三百萬少年失學。”兩位老人談得很投機，在訪問期間多次探討教育問題，從此建立了良好的友誼。1980年秋伯克博士來華訪問，看到遭受嚴重摧殘的中國的教育如此迅速的恢復重建，他帶著敬佩的神情對翻譯說，我見到的教育部長很多，像蔣部長先生這樣精通教育、熱愛教育事業(yè)的部長，還不多見。他是一個學者，一個真正的教育家。
蔣南翔對三國的訪問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對發(fā)達國家十分重視教育、教育投入較多；實施義務教育由地方負責；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十分重視教學和科研結合、重視提高教育質量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象，受到很大啟發(fā)。
蔣南翔兩次率團出訪，回國后，代表團都進行了認真總結，并寫出正式出國訪問報告，上報國務院。
總結歷史經(jīng)驗 調整教育工作
1980年12月份，中央先后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全國省長會議。會上進一步明確了建國以來的路線是非，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次“左”傾路線錯誤，這條“左”傾路線的產(chǎn)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從1958年大躍進以來“左”傾思想逐步發(fā)展而形成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左”傾思想并沒有完全糾正，還繼續(xù)造成工作上的某些重大失誤。建國以來經(jīng)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8年以后，“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左”的錯誤領導下不可能總結經(jīng)驗。會議批判和糾正了近幾年還在繼續(xù)起作用的“左”的錯誤思想，下決心在全國經(jīng)濟工作中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1980年12月1日至13日，教育部在天津召開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有關部委，省、市、自治區(qū)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同志，部分高等學校負責人等共300多人。會上傳達了中央書記處聽取教育部黨組匯報的重要指示，還傳達了近期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重要會議精神。蔣南翔在會議開幕時說：這次會主要是傳達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大家通通氣，聯(lián)系教育戰(zhàn)線的實際，討論教育工作中關系全局的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同時和大家商量一下，從現(xiàn)在起到明年該抓哪幾件事。他還就教育戰(zhàn)線如何進一步肅清“左”傾流毒、如何貫徹“八字方針”、教育戰(zhàn)線的調整任務、改善教師待遇等方面的問題，提出教育部的初步想法，請會議討論。會上暢所欲言，集思廣益，討論熱烈充分。
12月13日蔣南翔作了會議總結，題目是“總結歷史經(jīng)驗，調整教育工作”。共講了五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于形勢和分清路線是非”，蔣南翔深刻總結了教育戰(zhàn)線的歷史經(jīng)驗，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地指出“左”的錯誤在教育戰(zhàn)線的六種表現(xiàn)：（一）我們搞建設是要改變“一窮二白”，也就是經(jīng)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經(jīng)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間，本來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可是建國以來教育在整個國民經(jīng)濟計劃中沒有擺到應有的地位，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也沒有論及經(jīng)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關系。我國的文教建設未能同經(jīng)濟建設協(xié)調發(fā)展，這是我國建設事業(yè)中比例失調的一個重要方面。（二）辦學校要有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和秩序。學生的基本任務是學習知識、掌握業(yè)務。但過去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用功讀書被說成白專道路，不斷搞政治運動沖擊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工作，影響了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和又紅又專人才的培養(yǎng)。（三）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過“左”。說的是“重在表現(xiàn)”，實際上是搞唯成分論，把知識分子列入資產(chǎn)階級范疇，成為歷次運動的批判對象。忽視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教師的社會地位低，經(jīng)濟待遇低到很不合理的程度。（四）對于國家干部需要掌握現(xiàn)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必要性缺乏認識。正當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科學技術水平的時候，否定“技術決定一切”，強調“外行領導內行”，其結果使干部安于外行，助長了工作中的瞎指揮現(xiàn)象，也影響了一代干部的成長。（五）在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上，追求高指標不量力而行，造成幾次大起大落。不但數(shù)量沒有保證，質量嚴重下降；而且使工作反復折騰陷于被動。（六）對人類文化遺產(chǎn)采取虛無主義態(tài)度。只講批判不講繼承，強調“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在“五·一六”通知中甚至提出“難道無產(chǎn)階級學術不應當壓倒和消滅資產(chǎn)階級學術嗎？”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十年浩劫中凡是有學術成就的專家?guī)缀醵急划斪鳌胺磩訉W術權威”加以批判、打倒。蔣南翔總結的第二個問題：“關于調整的問題”。他說：教育戰(zhàn)線和經(jīng)濟戰(zhàn)線一樣，也要切實貫徹八字方針，以調整為中心。教育進行調整, 首先要調整好教育外部的關系, 主要是同經(jīng)濟的關系。要逐步做到教育能同經(jīng)濟協(xié)調發(fā)展。其次要調整好教育內部的各種比例關系，使各級各類的教育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總結的第三個問題：“關于改革的問題”。他說：為了逐步建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切實提高教育質量，教育要進行必要的改革。教育改革和經(jīng)濟改革一樣，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出發(fā)，從學校的現(xiàn)實條件出發(fā)。要認真總結我國自己的經(jīng)驗，對國外一切有益的經(jīng)驗都要借鑒，但不能照搬，要防止盲目性。在這次會上教育部印發(fā)了幾個有關改革項目的征求意見稿，供會上討論，其中有關于擴大高等學校自主權、關于學校內部領導體制改革、關于高等學校招生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文稿。總結的第四個問題：“關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他明確提出：雖然社會上對加強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教育部黨組認為，必須堅定不移地不斷改進和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這是因為我們辦的學校是社會主義學校，培養(yǎng)目標是又紅又專，學生應該做到“三好”，這是根本的前提。另外，當前青年學生中思想比較混亂，極少數(shù)青年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企圖擺脫共產(chǎn)黨的領導。對于學生思想上出現(xiàn)的新問題新情況，必須認真對待，研究解決，以鞏固和發(fā)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他還指出，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絕不能簡單粗暴，也不能放任自流。他強調高校黨委要敢于領導和善于領導，要真正發(fā)揮共產(chǎn)黨組織的戰(zhàn)斗堡壘作用，真正發(fā)揮黨團員的模范帶頭作用。他還強調要積極解決思想政治工作的隊伍問題。總結的第五個問題：“1981年教育戰(zhàn)線要抓的五件大事”。總結教育工作的歷史經(jīng)驗，分清路線是非；抓調整；抓改革；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教育立法工作。
會后，教育戰(zhàn)線的思想認識進一步統(tǒng)一了，增進了團結，工作積極性進一步提高。教育工作由以撥亂反正、恢復教育秩序為主轉入以貫徹八字方針、啟動教育改革為主，為實現(xiàn)“八十年代教育事業(yè)要有一個大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
申明：以上連載內容節(jié)選自《蔣南翔傳》。本書由方惠堅、郝維謙、宋廷章、陳秉中編著，由清華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