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標題文檔革命者的速記人生
——記延安速記員周昆玉
學生記者 張元智
二十多歲的她曾經(jīng)在現(xiàn)場記錄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人在延安的各種重要講話；她曾在延安和中國共產(chǎn)黨高級領(lǐng)導人朝夕相處；她興奮地捧著一本厚厚的毛選第三卷，而其中不少內(nèi)容都是出自她對毛澤東講話的記錄甚至潤色修改。她就是周昆玉，曾經(jīng)在延安擔任速記員，后來到清華大學工作的一位老干部。
一、少女求學路
周昆玉1920年生于河南信陽一個書香門第，良好的家庭氛圍讓她在書卷墨香之中開始了自己人生的寫照。1934年周昆玉進入當時河南省內(nèi)的名校洛陽中學就讀，從此開始與革命結(jié)緣。“當時我們在學校就經(jīng)常傳看蘇聯(lián)的進步小說，像《鋼鐵是怎樣練成的》、《靜靜的頓河》這些書都在我們同學間廣為流傳，很受歡迎。一本書就能在幾十個人之間廣為傳看。”提及年少時剛剛與革命進步思想接觸的情形，年過80的周昆玉老人的眼神中依然閃爍著70年前閱讀那些小說時的興奮。
1936年初中畢業(yè)后，在哥哥的幫助下（當時她哥哥已是中共秘密黨員了）周昆玉幾經(jīng)周折來到北平，在北平私立大中中學繼續(xù)自己的學業(yè)。進入高中的周昆玉相對于初中，更是增添了幾分革命熱情，一入學就經(jīng)人介紹加入了民先隊（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正式活躍于學生活動中。1937年夏天，已經(jīng)讀了半年高中的周昆玉決定報考北平最好的女子中學―北平女二中。然而走向考場的當天，原來擁擠熱鬧的街道兩旁已經(jīng)不見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取而代之的則是盧溝橋事變后侵華日軍堆積在路邊的軍用麻袋和機槍。“當時走在街上看到日本人，我心里恨的直咬牙，恨不能立刻就把他們?nèi)口s跑。”由于日軍的入侵，已經(jīng)不可能再參加考試的周昆玉迫于形勢，不得已從北平回河南老家。于是在1937年夏天，周昆玉登上日本占領(lǐng)平漢鐵路（北平到漢口）前最后一班車，回到了老家河南信陽。
二、踏上革命征程
1938年，已經(jīng)在家中呆了近一年的周昆玉終于有點坐不住了，每天她接觸到的信息都是日軍一步步的擴大侵略地域以及國民政府軍隊一次次失敗的消息。“要干革命，打鬼子”，周昆玉和家里人商量過后，很快便決定和好友一起向當時中國的希望所在—延安進發(fā)。“那時候延安可真的是我們心目中的圣地，革命的中心。我們一想到延安那座寶塔就心情激動不已，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替代不了的，也是你們想象不到的。”于是，和當時全國成千上萬的青年一樣，周昆玉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漫漫征程，而她的第一站則正是延安的前哨：西安。“我和好友倆人坐車來到西安，懷里揣著哥哥給的介紹信。可是在西安街頭既不敢把信拿出來，更不敢找當?shù)厝巳柭罚荒芨髻\似的摸了一天才找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進了辦事處后周昆玉很快便通過了組織的考察考試，而后作為當時成百上千投奔延安的青年所組成的3區(qū)隊45分隊的一員，被分配進入陜北公學分校學習。經(jīng)過3個月的軍事化學習生活，1938年12月周昆玉順利畢業(yè)，而后又再次被分配在安吳堡的速訓班，學習注定與她相伴一生的事業(yè)：速記。
三、速記革命人生
和很多人一樣，周昆玉從前沒有接觸過這種先用簡單符號把講話人所講述的內(nèi)容記錄下來，而后再翻譯成漢字的記錄方式。因此，開始的學習無疑是異常艱苦甚至枯燥無聊的。每天周昆玉和十多個同學所面對的就只是500多個換來換去的線條。語音、漢字、韻符、符號……這些構(gòu)成了周昆玉當時生活的全部。“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跟領(lǐng)導申請變換崗位。支撐我的信念只有一個，就是革命到底。別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也從來不會去考慮。”85歲的老人坐在沙發(fā)上，在胸前揮了揮那皮膚已經(jīng)起皺的拳頭，字正腔圓的說道。
經(jīng)過3個月的學習，已經(jīng)能夠一分鐘速記下200字的周昆玉等一批人從速訓班畢業(yè)，這次他們要被分配到延安，開始實現(xiàn)自己的革命理想。“我們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延安，可是大家要步行前往，一般每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就這樣我們幾個人相互扶持著走了八天。到了第九天，要翻一座大山，那天一共走了90多里路。一翻過山就是一片空曠平地，有人告訴我們說這就是延安，一聽到這話我們都興奮極了。那種心情真是無法能用語言表達的。”
到了延安后，周昆玉被分配到中央秘書處速記室，專門做速記工作。黨中央大規(guī)模運用速記是在1939年。而當時的速記工作也主要運用于三個方面：記錄中央領(lǐng)導的大型報告；記錄小型會議；記錄“山頭”會議（毛澤東對各根據(jù)地主要負責人會議的昵稱）。“我第一次參加速記工作是記錄毛主席的《論平江慘案的講演》，當時心里最大的感覺就是緊張，生怕自己工作不小心會耽誤革命的工作。整場報告記錄下來我都是如履薄冰，最后記錄的還算順利。”在延安幾年時間，周昆玉參與了不知多少場重要講話的記錄。她甚至很自豪的告訴記者說，現(xiàn)在毛選第三卷中的很多講話都與速記員當時努力工作分不開。“我們速記員記錄各位領(lǐng)導的講話，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大家逐漸摸出一些竅門。周恩來、博古的講話最好記，他們講出來得話都是文章，口音也比較輕。劉少奇、謝覺哉、張鼎承講話就比較難記，他們的口音太重了，有時候就得等會議結(jié)束后我們再硬著頭皮去找他們詢問沒有記錄上的內(nèi)容。而最不好記的就是彭真，他的講話好像拉家常似的太碎了。毛主席講話經(jīng)常引用典故，還特別喜歡自由發(fā)揮，他的湖南鄉(xiāng)音比較重，尤其是講到興奮時或者生氣的地方，語速更快，每分鐘都在200字以上，甚至接近過300字。開始我們速記員都聽不太懂，不好記，聽熟了，記多了，反倒覺得毛主席說話很有節(jié)奏感。”回想起幾十年前在領(lǐng)導同志們身邊工作的經(jīng)歷，周昆玉臉上露出了興奮的微笑。
在延安的幾年間，周昆玉參加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國土地會議》、“七大”等會議的速記工作。為黨、為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全部青春與熱情。1958年，周昆玉調(diào)入清華大學，從事人事工作，直到1980年從清華大學紀委副書記崗位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