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標題文檔周培源 生命因科學精彩（五）
北京青年報
李俊蘭 2002年08月28日
科學界人士大多知道周培源與愛因斯坦有“交誼”，知道周培源是相對論專家，因此，陳伯達抓“自然科學領域里的斗、批、改”，“就要把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陳伯達自然知道，周培源是最重要的一顆棋子，如果周培源批判愛因斯坦，群眾不用發(fā)動了。于是，他大講批判相對論的重要性，號召大家從科學上、哲學上把愛因斯坦打倒。要做到家喻戶曉，中、小學生也要學相對論，打倒相對論。
這些話我們今天聽來會覺得荒謬、可笑，想必周培源先生當時就覺出其荒謬、可笑了，他表態(tài)：“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在學術上有爭議，可以討論。”
私下里他同學生交流看法：“討論，也是物理學家的事。”他還認為陳伯達“胸無點墨”。
陳伯達所以要下力攻克周培源這個堡壘，是因為此前他已了解周培源的基本態(tài)度。
1969年10月，中科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撰寫了《相對論批判》一文，又召集周培源、吳有訓、錢學森等人及青年物理工作者座談、表態(tài)，自然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輪到他發(fā)言時，他只介紹愛因斯坦生平及與愛因斯坦的交往，可謂不動聲色，但當他聽說此文就要在《紅旗》雜志公開發(fā)表時，他沉不住氣了，找到主持會議的中科院副院長劉西堯明確表態(tài)：“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紅旗》雜志上，否則，將來我們會很被動。” 回到家他很生氣地對女兒如玲說：“簡直要鬧出歷史大笑話了！”
后來，陳伯達因擁戴林彪當國家主席，很快就倒了臺，批判愛因斯坦、批判相對論終于沒有釀成小學生都參加的全民運動，否則真是歷史的大笑話，是民族的大恥辱，那恥辱對民族心理和后代人的影響，可能不亞于鴉片戰(zhàn)爭、《南京條約》。
周先生頂住了，他不僅堅持“不批判”，我們還可以看到他是怎樣在力所能及范圍內“反批判”的，譬如“提提醒、點點火”。這是他的智慧，可能也是無奈之舉。 1972年，楊振寧先生回祖國大陸省親，周恩來總理設宴款待，周培源先生作陪。若論楊、周關系可謂兩代世交，三重情誼。兩人初相識時，楊振寧7歲，隨母親自上海乘火車到北平清華園與父親楊武之團聚，而受楊武之先生之托一路照顧他們母子的，正是留洋歸來的周培源，那時楊振寧喊他“叔叔”。西南聯(lián)大時期，楊振寧主攻理論物理，學習了周先生三門課程：力學、流體力學和相對論，兩人有師生之誼；楊振寧的碩士導師是統(tǒng)計物理專家王竹溪先生，而王先生又正是周先生第一號大弟子，楊是學生的學生。所以，雖貴為諾獎大師，卻能幾十年如一日對“培源師”取恭敬之勢。
周總理與周培源先生也有很親密的友誼，外事活動中，周總理常稱其“美國通”。盡管比周培源年長5歲，卻常常隨了眾人喊他“周老”。
席間，以這樣的關系自然是“酒逢知己”，娓娓長談，后來談話內容得到毛主席肯定：“楊振寧講話實在。”
楊振寧向周總理指出：“中國重視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這很好，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但目前理工科大學不重視基礎教學和理論研究，這是目光短淺的表現(xiàn)，應引起重視，科研機關也存在不重視理論的傾向…… 十幾天后，周總理接見任之恭、林家翹等美國華裔科學家，當面指示周培源先生，把北大的理科基礎教育抓起來，“有什么障礙要排除，有什么釘子要拔掉”。
此時，中國的基礎理論研究陷于停滯，“實驗室車間化”、“學校工廠化”是普通現(xiàn)象，科研人員下鄉(xiāng)種地，譬如北京大學與中科院等4單位組建的“基本粒子組”，“文革”前在粒子物理一些領域有了突破性進展，建立了“層子模型”理論，站到了國際前沿。“文革”開始，高崇壽、何祚庥等青年學者均遭沖擊，下放勞動，一下子拉開了與國際同類研究的距離。理科無用、知識無用，科研人員打撲克、下象棋，許多人轉了行，“文革”前跟隨周老做湍流理論研究的黃永念，被分配到寧波漁船修造廠當了模具鉗工……
“舊中國本就非常虛弱的科學基礎”面臨生與死的問題。
有總理指示，周老如同得到尚方寶劍，以積極姿態(tài)“重整山河”，并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如空谷足音傳達了知識分子心聲，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響，但很快就遭到“四人幫”的攻擊，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組織了圍剿周培源的文章，聲言要揪周培源的后臺……
直到1977年“四人幫”垮臺后，楊振寧先生才得知自己“進言”的連鎖反應，他在筆記本上寫下這樣一段話：“大家對周先生很佩服，因為他不怕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