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tled Document淺談趙元任先生的學術思想背景
中華讀書報 2001-06-20
作 者 □張 璐
趙元任先生（1892－1982）是20世紀有重大影響的語言學家和語言教育學家，他是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也是享有世界聲譽的語言學大師。在其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趙先生以超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勞動，寫下了眾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和影響力的著作，為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早在20年代，趙元任先生在調查江蘇、浙江各處吳語的基礎上寫出了《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現(xiàn)代語言學的方法調查漢語方言的研究報告。在這部著作中，趙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國際音標記錄了漢語方音，在此之前高本漢調查漢語方言時，使用的還是他老師創(chuàng)造的瑞典方言字母。這本書的出版對后來的方言調查研究影響極大，幾乎成了中國學者進行方言調查研究的典范。30年代，趙元任先生在長期的漢語方言調查和深入的音位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1934年）。文章闡明從語音材料歸納音位系統(tǒng)時可以有多種選擇，答案不是唯一的。此文立論通達，用例恰切，成為音位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經(jīng)典文獻，問世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為各國語言學者廣泛引用。美國語言學家裘斯（M.Joos）在《語言學選讀》（ReadingsinLinguistics，1957）中收錄了此文，并作了簡短的評論，其中說到“我們很難想到比趙元任的這篇文章更好的對早期音位學具有指導意義的單篇論文了。“40年代，趙元任先生出版了《國語入門》（1948年，后由李榮先生編譯為《北京口語語法》，開明書店1952年）。這是中國第一部嘗試運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語法的著作，是中國現(xiàn)代語法學的奠基作之一，在語法分析的理論、方法和體系上對以后的漢語語法研究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50年代，趙元任先生又出版了《語言問題》（1959年）這本著作。這本書實際上是趙先生系統(tǒng)地講述語言學以及跟語言學相關問題的系列演講的記錄。趙先生用風趣的語言、豐富而生動的例子，為研究漢語的學者們提供了豐富的普通語言學知識。全書讀起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語言學理論的入門參考教材，先后被翻譯成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60年代，趙元任先生出版了《中國話的文法》（1968年，后由呂叔湘先生譯為《漢語口語語法》，商務印書館1979年）。在這本著作中，趙先生系統(tǒng)地運用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對漢語的語法事實進行了全面的描寫和精辟的分析，該書至今仍是國內外稱引最多的漢語語法著作。
趙元任先生在學術上獲得如此大的成就，與他的天資聰穎、工作勤奮固然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極為深厚的知識背景，這使他在長期的學術生涯中得以源源不斷的充足的養(yǎng)分和支持。袁毓林在《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fā)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的《序》中，曾把趙先生的學術背景歸納為：“融會古今、貫通中外、橫跨文理、精通音樂”，是很為貼切的。
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相當發(fā)達，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學派林立，產(chǎn)生了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后經(jīng)兩漢經(jīng)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等不同學術發(fā)展時期，越來越步入成熟。趙元任先生從幼年起就誦習四書五經(jīng)，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都爛熟于心，不僅對中國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對學術思想史也有多方面的了解，這一點看他在著作里引經(jīng)據(jù)典信手拈來就足以證明了。趙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趙翼，是清代著名的樸學大師，這位大師對其后代，尤其對趙元任有很大影響。清代樸學家們提倡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學風，輕主觀而重客觀，輕演繹而重歸納。而大家熟悉的趙先生的名言“言有易，言無難”，“沒有準備好‘例如’，別先發(fā)議論”，可以說就來源于注重事實，重視歸納的經(jīng)學傳統(tǒng)。另外，他的一些學術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國傳統(tǒng)語文學的研究成果。如趙元任先生制定的《方音調查表格》（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刊印，其后1957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改編為《方言調查字表》），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國古代的音韻學知識。其具體做法是選擇比較常用的3567個單字，按照《切韻》《廣韻》一系韻書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統(tǒng)，按攝、開口合口、等、聲排列成表，形成一整套的“方音調查表格”。用這種字表調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歸納整理出所調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許多復雜不易解釋的現(xiàn)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從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語音演變方面的條理。
趙元任先生是融會中西文化的典范。他在中國生活了18年后，便考取官費留學美國的資格，在那學習了10年，后回國先后工作了14年，又最后定居在美國。他留學期間，聽過著名的語言學家J.Vendryès、DanielJohns和漢學家伯希和、馬伯樂等人的課，還與美國描寫語言學派
的代表人物EdwardSapir、LeonardBloomfield、BernardBloch、CharlesF.Hockett等人討論過語言學問題，對中外的學術思想都有深刻的體會。他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用來彌補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比如中國傳統(tǒng)音韻學雖然成果也很突出，但因為漢語自身文字性質，只能根據(jù)各個時期的詩韻以及韻書、韻圖等文獻，來歸納各個時期的音類，卻無法知道每一個音類的具體音值。所幸現(xiàn)代漢語的各個方言都是從古代漢語演變而來的，綜合考察漢語南北方言的差異，就可以窺見古音讀法的大致面貌。所以趙元任先生一回到國內，馬上就利用描寫語言學的方法，一頭扎入方言的調查研究中，利用方言材料作為考訂古音的佐證。另外，趙先生還與羅常培、李方桂兩位先生歷時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翻譯過來，這對瀕臨危機的漢語音韻學的發(fā)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再例如漢語語法學方面，中國傳統(tǒng)語文學一直沒有建立起獨立的語法學體系，馬建忠先生的《馬氏文通》（1898）和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雖然奠定和創(chuàng)立了中國漢語語法學，但這兩部著作都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其后呂叔湘先生的《中國文法要略》（1942）、王力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語法》（1943）和高名凱先生的《漢語語法論》（1948）使中國語法學進入一個文法革新的時期，他們都是從理論上探討漢語語法，力圖建立起符合漢語特點的語法學。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漢語語法學界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就是引進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建立了一套分析漢語語法的新體系。而趙元任先生就是是第一個使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他的《國語入門》和20年后在此基礎上擴充并出版的《中國話的文法》“在理論、方法和體方面都奠定了從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國內居于主流地位的結構主義漢語語法的基礎”，（胡明揚《趙元任先生小傳》，《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趙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其后丁聲樹、呂叔湘等先生編寫的《現(xiàn)代漢語語法講話》，曾被周法高先生贊為國內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語法書”，在整個體系上都受到了《國語入門》的影響。趙元任先生雖然借鑒了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但并沒有拘泥于這一派的做法，他以漢語活的語言為研究對象，重視漢語的語言事實，善于挖掘材料，發(fā)現(xiàn)了不少漢語不同于印歐語言的現(xiàn)象。如歸納漢語謂語類型時，提出了主謂謂語句，認為“他心好“這種句子是英語里不具有的；對漢語句子的理解是“在漢語的句子里，主語可以從字面解釋為主題，謂語不過是跟主語有關的話。謂語不一定要指主語所指的那個東西動作或者特性。”所以漢語有“我是兩毛錢（我買的東西是兩毛錢）”這種從邏輯上講是很不通的句子；談到漢語的歧義結構時，對“雞不吃了”這個例子的分析經(jīng)常為以后的漢語語法研究者們所引用。因為漢語是一種形態(tài)比較貧瘠的語言，所以趙元任先生在討論漢語語法問題時，不光光從形式入手，還結合語義進行分析，這就彌補了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多重視形式而輕意義的不足。
在中國知名的學者里，做到融會古今、貫通中外的，是相當多的，但在趙元任身上，還體現(xiàn)出橫跨文理、精通音樂的特色，這使他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趙元任先生在上大學時專修數(shù)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攻讀的是哲學，其博士論文是有關實例邏輯和方法論的，畢業(yè)后在康奈爾大學教國物理，對聲學方面特別感興趣。良好的數(shù)理修養(yǎng)著實為趙先生從事語音方面的實驗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語言學的研究上，利用了許多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如用物理學的知識解釋語音的物理基礎，用生物學的知識解釋語音的生理機制，用漸變音高管、浪紋計等儀器來分析語音的音高、音強、音長的性質，并用現(xiàn)代科學的先進技術灌制了大量的音檔。這些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使語音研究趨于科學化、精確化，避免了清代樸學家們在語音分析上帶有很大主觀性的弊端。更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識結構，使趙先生能夠及時地汲取當代自然科學的理論營養(yǎng)，形成新型的思維方式，從而對一些語言問題或現(xiàn)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說清濁》（1960年）來闡述清濁這對概念時，就吸收了丹麥原子物理學玻爾（NielBohr）的對補原則。所謂對補性代表了一些概念之間一種全新的邏輯關系：這些概念之間是互斥的，從而不能同時被考慮，因為那將導致邏輯上的錯誤；但是為了對現(xiàn)象作出一種完備的描述，這些概念又全都是必需的。清濁在趙先生看來是只用于聲母，聲母不帶音的為清，帶音的為濁，因為這種用法符合人的音感：不帶音頻率高，聽起來覺得清，帶音頻率低，聽起來便覺得濁。但這種用法并非十分名副其實，因為清音是噪音，頻率帶雜亂不清；濁音是樂音，頻率帶十分清楚。這個矛盾趙先生是這樣解釋的：
可見音分voiceless，voiced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發(fā)音辦法的分別，以清濁的名詞來配voiceless，voiced也只是為求邏輯上的整齊方便，也不是天經(jīng)地義。大凡一種理論求其整齊緊湊就可能只照顧到事實的一部、一方面；如果求其包括的事實豐富，多方面來照顧，系統(tǒng)就不免松弛下來。這也是丹麥的NielsBohr教授常常講的對補原則（principleofcomple－mentarity）。
趙先生借鑒西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以一種新型的眼光看待語言學問題，從而使一些概念或現(xiàn)象得以合理的解釋。
趙元任先生是個多才多能的學者，他在音樂方面的精湛造詣為他精確的聽音、辨音和聲調、語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幫助。關于趙元任先生的聽音記音的本領，胡適和羅常培先生都曾有過贊嘆。胡適先生在自己的留學日記里寫過：“元任辨音最精確，吾萬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暉室札記“卷15第1108頁，見《胡適留學日記》商務印書館1937年）羅常培1954年在語言研究所給青年研究人員講述自己在史地所的工作情況時也提到：“趙先生記音非常有經(jīng)驗。特別是聲調，趙先生記的最準確，經(jīng)常改正我的錯誤。”（見《羅常培紀念論文集》第432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這種高超的辨音能力的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開的。另外，趙先生在語言學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樂方面的知識和理論。如他創(chuàng)制的“五度標音法”（《一套標調的字母》1930年發(fā)表在國際語音協(xié)會IPA會刊《語言學教師》），為記錄和描寫各種聲調提供了實用簡便的方法，已經(jīng)被中外許多語言學家廣泛使用。趙元任先生的學生，我國著名實驗語音學家吳宗濟對此曾做過這樣評價：“最近美國學者對世界上幾百種語言作過統(tǒng)計，得出的結果是，人類所有語言其調位的等級沒有超過五度的。這足以說明趙氏調符是放之四海而 皆能應用的。“（見《趙元任在漢語聲調研究上的貢獻》，《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1卷）而這套五度標音法的得來，就是動用了趙先生在音樂方面的才能。趙先生曾經(jīng)用七弦琴作實驗，得出九種漢語方言的聲調曲線（這種聲調曲線是用樂器模仿聲調的發(fā)音得到的），作出聲調曲線后，再用畫格子臨貼的方法，照樣改畫在一般的五線譜上，這就是五度標音法的雛形。
趙元任先生卓越的學術成就，他對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貢獻，曾被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譽為“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而他這樣的成就正是來源于他淵厚廣博的知識背景，正是由于他不是簡單地繼承某一學派的學術觀點，也非單一地師承某一位名師的學術傳統(tǒng)，而是盡量地多去吸取周圍各科各派眾多學人的學術精華，從而使他的許多成就都居于學術界的前沿。這應當是我們后學者所最要學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