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tled Document也談清華三十年代的“三趕校長”
作 者 □蔡仲德
2001-08-15 中華讀書報
黃延復先生所著《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以下簡稱“《校園文化》”）一書述及清華三十年代的“三趕校長”,，說，“1928年8月,，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校長,?！^了一年，即受到教授和學生的一致反對而被迫離?！?；“羅走后，閻錫山插手進來”,，派喬萬選接任校長,，被學生拒絕；后“蔣介石親自選派……吳南軒來接任清華校長”,，吳到任后大權獨攬,，教授會、學生會與之抗爭,，“終于逼迫吳……下臺”（見該書36—37頁）,。又說，清華實行“教授治?！?，由于這是一個“土制度”，所以有的校長“不承認這個體制”,，羅家倫,、吳南軒就“這樣做了”，但他們的“結果是不美妙的”（見該書150頁）。此說中有關喬,、吳的部分大致不差,，有關羅家倫的部分則與事實頗有出入。首先應該指出,，羅家倫離開清華的時間不是在他任清華校長一年后的1929年,，而是在1930年。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當年清華學生代表大會主席李景清所寫《清華校潮的前后》（載1930年9月1日清華《消夏周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收入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透露,，積極驅羅者既不是清華全體師生,，也不是清華全體學生，而是校外的“清華同學會”（即部分 校友）和校內少數學生組成的所謂“護校團”,，此“同學會”,、“護校團”不僅驅羅，而且擁喬（萬選）,，甚至與閻錫山有勾結,。所以李文中有這樣的話：“他們既然不滿意羅家倫，就應該找一個至少和羅家倫高一籌的人才對,，為什么偏要捧一個羅家倫還不如的喬萬選呢,？在清華同學會一方面，也不過是想借喬氏的力量,，他們可以爬進清華園的大門,；本校諸位驅羅的健將，也不過是想讓近水解渴的喬氏進來堵住羅家倫的回路,，他們諸位可以高枕而臥,，免得再做羅家倫回校整頓校風的惡夢?！麄儾贿^抱一種‘謀地盤’,、‘報私仇’的心思來驅羅擁喬”，“我們可并沒有想到護校團諸君不但驅羅而且擁喬,，不但去私見喬萬選,，而且擅電當局（指閻錫山。下同———蔡按）請予維持,。我們也并沒有想到清華同學會諸公不但主張擁喬,，而且擅電當局，保薦喬長校,。他們的計劃,，以為由清華護校團去電表示學生的意思,，清華同學會去電表示畢業(yè)同學的意思，如此閻錫山就不會不信而不加以任命了,?！眴栴}還在于，此“同學會”,、“護校團”在驅羅之前之后均有活動,。在此之前，即1928年8月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后不久,，南京,、上海清華同學會部分會員曾表示反對，且斷言“外（交）部以前管理清華成績甚佳,，……有 外交關系，羅氏總不適宜”,、“羅氏學識膚淺,，……人格卑鄙”、“即令羅來清華,，三月內羅必不安于位而去”（清華學生會曾發(fā)表宣言反對此種做法,，駁斥此類言論，明確表示,，“清華同學會系清華畢業(yè)同學之團體,，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華學生。現在代表清華全體學生之機關為清華大學學生會,。根據學生會之議決案,，不但對羅先生毫無反對之意，且對羅先生之來長清華,，深抱革除積弊及建設學術化的清華之希望,。……故對于清華同學會所云‘為校長者必須與該校夙有關系深知其歷史者’之主張,，未敢茍同,。至以‘外交關系’為藉口，反對羅先生,，是何異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教育主權。當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斷不宜有此落伍思想”,。見蕭仁樹、傅任敢,、鐘一帆《南下代表報告書》,，載1928年11月17日《清華周刊》30卷2期,，收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在此之后,，即在1930年5月羅家倫辭職離校,、同年6月閻錫山派喬萬選任清華校長被清華師生拒絕之后，在根據校務會議決定由馮友蘭主持清華校務期間,，護校團不斷在校內張貼匿名標語,，制造各種謠言，攻擊馮友蘭,，攻擊學生會,，又致電閻錫山，并在報上發(fā)表,，說清華“行同解散,，百務益廢”，竭力為喬萬選卷土重來制造輿論（參見李景清《清華校潮的前后》,。
又見馮友蘭《清華現狀與我的態(tài)度》,，載《清華大學校刊》196期,，收入《三松堂全集》14卷）,。這就可見，羅未到清華上任,，驅羅運動便已開始,；羅已辭職離開清華，驅羅者的活動仍未停息,。也就可見,，驅羅只是手段與現象，擁喬才是目的與本質,。羅的被驅,，雖與羅自身的某些處置失宜、某些言論不當不無關系,，根本原因則不在此,，而在政局變遷，閻錫山勢力作祟,。
至于說到羅家倫與清華由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組成的“教授治?！敝贫鹊年P系,，《校園文化》依據的材料是陳岱孫的《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一文，而此文卻明確說,，“嚴格說來,，清華校內這個領導體制的形成,，始于1928年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后”，也就是說,，這一制度的形成是始于羅家倫任清華校長之后,。陳文又說，羅與教授會在院長產生問題上曾存在異議,，“經過協商,，雙方作了讓步，教授會對每一院長公推出兩個候選人,，校長在兩位候選人中擇一任命,，但在擇任時，充分考慮會上票數的差別,。從1929以后,，這種決定各學院院長人選的程序便成為清華體制的一個傳統(tǒng)”（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陳岱孫文集》下卷481—482頁）。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的說法與陳文相同,，認為羅家倫尊重教授會,、評議會這兩個組織，他與教授會協商解決了院長產生辦法,，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個院長組成校務會議,，處理學校的經常事務”，于是就有了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三級組織，它們“各有自己的職權,，各有自己的名義,。……這種教授治校的形式,，……一直存在到1948年底”（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一卷288頁）,。這又可見，羅家倫不是不承認教授治校體制,，而是尊重,、發(fā)展了這一體制。
何況,，羅家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既為清華爭得了獨立（即取消董事會，清華大學隸屬教育部）,，又在清華進行了種種改革,，為清華日后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他對清華是有功的。根據以上所說,，我以為《校園文化》關于羅家倫離清華一事的記載,，在時間上是錯誤的，在分析其原因時將羅家倫與被清華師生拒絕的喬萬選,、吳南軒相提并論,，視同一律，則是不妥當的,，不公正的,。
《校園文化》還把“三趕校長”一事與馮友蘭相聯系，說“馮友蘭……是我國近現代以來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而這種爭議遠在他在清華任教期就已開始了,。在30年代初的清華‘三趕校長’風潮中，馮曾是同學中部分人的攻擊對象之一,，使得馮不得不在?？习l(fā)表長篇聲明加以辯解，才算避過了鋒芒”（見該書73頁）,。此說是否妥當呢,？這就需要看看所說“攻擊”與“辯解”的具體情況了。
1930年5月22日羅家倫離開清華后,，校務會議決定自7月10日起,，由馮友蘭“批行清華例行公事”，即代理校長職務,，7月29日夜間即發(fā)現校內有匿名標語,，說馮友蘭“想當清華校長”，“‘河南黨’要霸占清華”,。30日,，馮友蘭向校務會議報告此情況后，校務會議決定于31日召集學生談話,，談話時,，馮友蘭表示“如果我們有錯，大家不妨明說,。若半夜貼匿名標語,，我不希望清華有此等事”。同一天,，有汪龍吟者登門對馮友蘭說,，喬萬選愿與馮合作，請馮仍當文學院院長,，馮表示“只能依教授會之意而行,?！贝撕笥钟小扒迦A大學讀書護校會”在報端造謠，說清華校務會議“形同解散,，百務益微”,，校務會議當即發(fā)表聲明予以駁斥。8月8日,，馮友蘭又發(fā)表個人聲明,，逐一駁斥各種謠言攻擊，并明確表示,，“所謂讀書護校會者,，已經把我告在閻總司令那里了，我靜坐在清華聽候查辦,。同時我要聲明,，我受教授會的推舉，加入校務會議維持校務,，要負我的責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職權，除非校務會議別人全走不能開會,，除非教授會撤了他給予我的代理文學院院長之職,，除非大多的學生對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會的意思,，維持清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我的修養(yǎng)還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清華現狀與我的態(tài)度》，載《國立清華大學?？?96期,，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14卷48—51頁）。同日,，清華學生會致函校務會議,，表示支持，說“校務會議諸公悉心維持,，一切進行如常,，學生等無任感佩。值此校長問題未解決前,，學校岌岌可危之際,，萬請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學生等皆了然深悉,，異常諒解,。尚懇諸公仍本愛護清華大學之精神貫徹初衷，始終維持,，不勝企禱”（載《清華大學?？?95期）。這場風波到此結束,。
此后馮友蘭繼續(xù)維持校務,，直至次年4月國民政府任命吳南軒為清華校長后，才辭去代理校務之職,。同月13日,，馮友蘭代表校務會議全體成員向全校報告，說“回想自校務會議維持校務以來,，忽然已將一年,。在這很長的時間中，校內外雖然有些風波,，清華大學在各方面均能照常進行,，校內各方面良好的習慣均能保持著?！覀儗τ诖蠹曳浅８兄x,，因為只有全校合作，校務會議才能到今日功成身退的地步”（載《國立清華大學?？?83期,，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14卷97—98頁）。同月19日,，清華學生會有函向前校務會議致謝,，云“本校自羅家倫先生辭職以來，迄今已將一載,。在此期間,，蒙諸先生不辭勞瘁，鼎力維持,，校務進行如常,，全體同學賴以安心就學，弦誦不輟,。敝會謹代表全體同學向諸先生誠懇致謝,，幸垂察焉”（載《國立清華大學校刊》284期）。
根據以上所說,，我以為將馮友蘭與被清華學生拒絕的喬萬選,、吳南軒相提并論，是不妥當的,。將某種政治勢力操縱個別人發(fā)起的惡意攻擊視作關于馮友蘭的“爭議”,，將馮友蘭針對此類攻擊發(fā)表的義正詞嚴的聲明說成“辯解”，則更不妥當,。 此外,，翻閱《校園文化》，發(fā)現其中還存在一些訛誤,，現略舉數例,。
其72頁說，“1928年,，馮友蘭歷經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最后應聘至清華大學任教”,。此說不確,，馮任教于廣東大學是1925年秋、冬之事,，在燕京大學任教則始于1926年2月,。其73頁說，“1934年,，馮出國休假一年”,。此說也不確，馮友蘭此次休假出國始于1933年9月,，終于1934年10月,。又，73—74頁將馮友蘭遭國民黨逮捕,，拘留一天,，經各方奔走營救后釋放回校之事也當作關于馮友蘭的一種爭議，說馮的回校是“輕率”之舉,。其言下之意是，馮不該輕易回校,，而應與當局大干一場,，走上革命之路。所以74頁又引王瑤的話,，說馮被捕后“逐漸由逃避而就范”,，“由追求不變的永恒世界而肯定凡存在者都是合理的合勢的”，并認為王瑤這些話“確實發(fā)人深思”。這就有必要指出三點：1,、是繼續(xù)做一個學者,，還是走上革命之路，是馮個人的事,，他人對此橫加干涉,，進行“爭議”，本已不妥,。2,、王瑤的話是1949年后大批判的產物，對它不作分析,，用于今天,，更為不妥。3,、《校園文化》是將馮友蘭作為文學院院長加以介紹的,，它也明知馮對清華的最大貢獻是“作為文學院的一院之長對校園文化的推動”，卻既不介紹馮在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也不介紹此思想與實踐如何推動清華校園文化的發(fā)展,，卻用一千多字的篇幅，大談與“校園文化”這一主題無關的關于馮友蘭的所謂爭議,，這就不僅不妥,，簡直令人費解。
其105頁說,，“1922年,，王國維受清遜帝溥儀之召，入‘宮’擔任其‘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此說亦誤,，溥儀命王國維任“南書房行走”是1923年之事。
其106頁說,，王國維于“1927年……6月2日夜草擬遺書……,，翌晨……雇車至頤和園”自沉。此說亦誤———眾所周知,，王國維系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故其草擬遺書是在6月1日夜間。又,，同頁還將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誤作《殷商制度論》,。
其112頁說，陳寅恪生平著作中有“專著九種,，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秦婦吟校箋》,、《論再生緣》,、《歷史研究》、《述東晉王尊的功業(y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后條》及《元白詩箋證論稿》等”,。此說之誤有五：1、將單篇論文（所列第三,、四,、五、七,、八5種）當作專著,，卻遺漏了陳寅恪篇幅最大的專著《柳如是別傳》。2,、所列第六種是將陳寅恪曾在其中發(fā)表論文的刊物當成了陳寅恪的專著,。3、所列第七種將“王導”誤作“王尊”,，又將“之”誤作“的”（眾所周知,，陳寅恪是堅決拒絕寫白話文的）。4,、所列第八種之“后條”二字系“條后”之訛,。5、所列第九種衍一“論”字,。有必要指出,，112頁此說并非《校園文化》“首創(chuàng)”，而是來自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原載臺灣《傳記文學》16卷3期,，收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版《追憶陳寅恪》）———陳文亦將上述九種著作一概算作陳寅恪的專著,，亦將陳寅恪曾在其中發(fā)表論文的《歷史研究》當作陳寅恪的著作，亦將“之”誤作“的”,，亦將“條后”誤作“后條”,。可見《校園文化》既承襲了陳文的錯誤,，又在此基礎上有所發(fā)展,。又見112頁還有“陳寅恪所作的舊體詩無論從數量上或藝術價值上看都臻上品”之語。說“從數量……上看……臻上品”,，似乎不合邏輯（陳寅恪是不是寫舊體詩最多的現代人之一,，則是另一問題）。
其115頁說,，“全國解放后，嶺南大學停辦，與中山大學合并,，陳留中山大學任教”,。此說則有二誤。一是陳寅恪在中山大學任教不是始于“全國解放”的1949年,，而是始于院系調整的1952年,。二是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被撤消,，陳寅恪不是“留”任中山大學,，而是調入中山大學。其125頁附一相片,，并加說明文字,，曰：“朱自清（二排左四）1918年6月在北大哲學門畢業(yè)合影”。此說亦有二誤,。一是朱自清不是畢業(yè)于1918年,，而是畢業(yè)于1920年。二是該相片確系1918年所攝,，但其中立于二排左四的學生不是朱自清,，而是馮友蘭。
最后,，還想提出一點意見,，即《校園文化》第二章第二節(jié)“系主任”所介紹的清華文學院各系主任，其中有短期代理系主任的劉文典,，卻無長期正式擔任系主任,，曾為各系做出重要貢獻的蔣廷黻、雷海宗,、陳達,、陳福田、金岳霖,、劉崇等,，似亦欠妥?！ ?/p>
以上管見,，僅供黃延復先生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