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tled Document也談清華三十年代的“三趕校長”
作 者 □蔡仲德
2001-08-15 中華讀書報
黃延復先生所著《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以下簡稱“《校園文化》”）一書述及清華三十年代的“三趕校長”，說，“1928年8月，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校長。……但過了一年，即受到教授和學生的一致反對而被迫離校”；“羅走后，閻錫山插手進來”，派喬萬選接任校長，被學生拒絕；后“蔣介石親自選派……吳南軒來接任清華校長”，吳到任后大權獨攬，教授會、學生會與之抗爭，“終于逼迫吳……下臺”（見該書36—37頁）。又說，清華實行“教授治校”，由于這是一個“土制度”，所以有的校長“不承認這個體制”，羅家倫、吳南軒就“這樣做了”，但他們的“結果是不美妙的”（見該書150頁）。此說中有關喬、吳的部分大致不差，有關羅家倫的部分則與事實頗有出入。首先應該指出，羅家倫離開清華的時間不是在他任清華校長一年后的1929年，而是在1930年。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當年清華學生代表大會主席李景清所寫《清華校潮的前后》（載1930年9月1日清華《消夏周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收入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版《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透露，積極驅羅者既不是清華全體師生，也不是清華全體學生，而是校外的“清華同學會”（即部分 校友）和校內少數學生組成的所謂“護校團”，此“同學會”、“護校團”不僅驅羅，而且擁喬（萬選），甚至與閻錫山有勾結。所以李文中有這樣的話：“他們既然不滿意羅家倫，就應該找一個至少和羅家倫高一籌的人才對，為什么偏要捧一個羅家倫還不如的喬萬選呢？在清華同學會一方面，也不過是想借喬氏的力量，他們可以爬進清華園的大門；本校諸位驅羅的健將，也不過是想讓近水解渴的喬氏進來堵住羅家倫的回路，他們諸位可以高枕而臥，免得再做羅家倫回校整頓校風的惡夢。……他們不過抱一種‘謀地盤’、‘報私仇’的心思來驅羅擁喬”，“我們可并沒有想到護校團諸君不但驅羅而且擁喬，不但去私見喬萬選，而且擅電當局（指閻錫山。下同———蔡按）請予維持。我們也并沒有想到清華同學會諸公不但主張擁喬，而且擅電當局，保薦喬長校。他們的計劃，以為由清華護校團去電表示學生的意思，清華同學會去電表示畢業(yè)同學的意思，如此閻錫山就不會不信而不加以任命了。”問題還在于，此“同學會”、“護校團”在驅羅之前之后均有活動。在此之前，即1928年8月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后不久，南京、上海清華同學會部分會員曾表示反對，且斷言“外（交）部以前管理清華成績甚佳，……有 外交關系，羅氏總不適宜”、“羅氏學識膚淺，……人格卑鄙”、“即令羅來清華，三月內羅必不安于位而去”（清華學生會曾發(fā)表宣言反對此種做法，駁斥此類言論，明確表示，“清華同學會系清華畢業(yè)同學之團體，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華學生。現在代表清華全體學生之機關為清華大學學生會。根據學生會之議決案，不但對羅先生毫無反對之意，且對羅先生之來長清華，深抱革除積弊及建設學術化的清華之希望。……故對于清華同學會所云‘為校長者必須與該校夙有關系深知其歷史者’之主張，未敢茍同。至以‘外交關系’為藉口，反對羅先生，是何異借外人勢力，干涉中國教育主權。當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斷不宜有此落伍思想”。見蕭仁樹、傅任敢、鐘一帆《南下代表報告書》，載1928年11月17日《清華周刊》30卷2期，收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上）。在此之后，即在1930年5月羅家倫辭職離校、同年6月閻錫山派喬萬選任清華校長被清華師生拒絕之后，在根據校務會議決定由馮友蘭主持清華校務期間，護校團不斷在校內張貼匿名標語，制造各種謠言，攻擊馮友蘭，攻擊學生會，又致電閻錫山，并在報上發(fā)表，說清華“行同解散，百務益廢”，竭力為喬萬選卷土重來制造輿論（參見李景清《清華校潮的前后》。
又見馮友蘭《清華現狀與我的態(tài)度》，載《清華大學校刊》196期，收入《三松堂全集》14卷）。這就可見，羅未到清華上任，驅羅運動便已開始；羅已辭職離開清華，驅羅者的活動仍未停息。也就可見，驅羅只是手段與現象，擁喬才是目的與本質。羅的被驅，雖與羅自身的某些處置失宜、某些言論不當不無關系，根本原因則不在此，而在政局變遷，閻錫山勢力作祟。
至于說到羅家倫與清華由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組成的“教授治校”制度的關系，《校園文化》依據的材料是陳岱孫的《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校務領導體制和前校長梅貽琦》一文，而此文卻明確說，“嚴格說來，清華校內這個領導體制的形成，始于1928年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后”，也就是說，這一制度的形成是始于羅家倫任清華校長之后。陳文又說，羅與教授會在院長產生問題上曾存在異議，“經過協(xié)商，雙方作了讓步，教授會對每一院長公推出兩個候選人，校長在兩位候選人中擇一任命，但在擇任時，充分考慮會上票數的差別。從1929以后，這種決定各學院院長人選的程序便成為清華體制的一個傳統(tǒng)”（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陳岱孫文集》下卷481—482頁）。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的說法與陳文相同，認為羅家倫尊重教授會、評議會這兩個組織，他與教授會協(xié)商解決了院長產生辦法，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和四個院長組成校務會議，處理學校的經常事務”，于是就有了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三級組織，它們“各有自己的職權，各有自己的名義。……這種教授治校的形式，……一直存在到1948年底”（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一卷288頁）。這又可見，羅家倫不是不承認教授治校體制，而是尊重、發(fā)展了這一體制。
何況，羅家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既為清華爭得了獨立（即取消董事會，清華大學隸屬教育部），又在清華進行了種種改革，為清華日后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他對清華是有功的。根據以上所說，我以為《校園文化》關于羅家倫離清華一事的記載，在時間上是錯誤的，在分析其原因時將羅家倫與被清華師生拒絕的喬萬選、吳南軒相提并論，視同一律，則是不妥當的，不公正的。
《校園文化》還把“三趕校長”一事與馮友蘭相聯系，說“馮友蘭……是我國近現代以來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而這種爭議遠在他在清華任教期就已開始了。在30年代初的清華‘三趕校長’風潮中，馮曾是同學中部分人的攻擊對象之一，使得馮不得不在校刊上發(fā)表長篇聲明加以辯解，才算避過了鋒芒”（見該書73頁）。此說是否妥當呢？這就需要看看所說“攻擊”與“辯解”的具體情況了。
1930年5月22日羅家倫離開清華后，校務會議決定自7月10日起，由馮友蘭“批行清華例行公事”，即代理校長職務，7月29日夜間即發(fā)現校內有匿名標語，說馮友蘭“想當清華校長”，“‘河南黨’要霸占清華”。30日，馮友蘭向校務會議報告此情況后，校務會議決定于31日召集學生談話，談話時，馮友蘭表示“如果我們有錯，大家不妨明說。若半夜貼匿名標語，我不希望清華有此等事”。同一天，有汪龍吟者登門對馮友蘭說，喬萬選愿與馮合作，請馮仍當文學院院長，馮表示“只能依教授會之意而行。”此后又有“清華大學讀書護校會”在報端造謠，說清華校務會議“形同解散，百務益微”，校務會議當即發(fā)表聲明予以駁斥。8月8日，馮友蘭又發(fā)表個人聲明，逐一駁斥各種謠言攻擊，并明確表示，“所謂讀書護校會者，已經把我告在閻總司令那里了，我靜坐在清華聽候查辦。同時我要聲明，我受教授會的推舉，加入校務會議維持校務，要負我的責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職權，除非校務會議別人全走不能開會，除非教授會撤了他給予我的代理文學院院長之職，除非大多的學生對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會的意思，維持清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我的修養(yǎng)還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清華現狀與我的態(tài)度》，載《國立清華大學校刊》196期，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14卷48—51頁）。同日，清華學生會致函校務會議，表示支持，說“校務會議諸公悉心維持，一切進行如常，學生等無任感佩。值此校長問題未解決前，學校岌岌可危之際，萬請毋信流言，致感不安。學生等皆了然深悉，異常諒解。尚懇諸公仍本愛護清華大學之精神貫徹初衷，始終維持，不勝企禱”（載《清華大學校刊》195期）。這場風波到此結束。
此后馮友蘭繼續(xù)維持校務，直至次年4月國民政府任命吳南軒為清華校長后，才辭去代理校務之職。同月13日，馮友蘭代表校務會議全體成員向全校報告，說“回想自校務會議維持校務以來，忽然已將一年。在這很長的時間中，校內外雖然有些風波，清華大學在各方面均能照常進行，校內各方面良好的習慣均能保持著。……我們對于大家非常感謝，因為只有全校合作，校務會議才能到今日功成身退的地步”（載《國立清華大學校刊》283期，見《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14卷97—98頁）。同月19日，清華學生會有函向前校務會議致謝，云“本校自羅家倫先生辭職以來，迄今已將一載。在此期間，蒙諸先生不辭勞瘁，鼎力維持，校務進行如常，全體同學賴以安心就學，弦誦不輟。敝會謹代表全體同學向諸先生誠懇致謝，幸垂察焉”（載《國立清華大學校刊》284期）。
根據以上所說，我以為將馮友蘭與被清華學生拒絕的喬萬選、吳南軒相提并論，是不妥當的。將某種政治勢力操縱個別人發(fā)起的惡意攻擊視作關于馮友蘭的“爭議”，將馮友蘭針對此類攻擊發(fā)表的義正詞嚴的聲明說成“辯解”，則更不妥當。 此外，翻閱《校園文化》，發(fā)現其中還存在一些訛誤，現略舉數例。
其72頁說，“1928年，馮友蘭歷經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最后應聘至清華大學任教”。此說不確，馮任教于廣東大學是1925年秋、冬之事，在燕京大學任教則始于1926年2月。其73頁說，“1934年，馮出國休假一年”。此說也不確，馮友蘭此次休假出國始于1933年9月，終于1934年10月。又，73—74頁將馮友蘭遭國民黨逮捕，拘留一天，經各方奔走營救后釋放回校之事也當作關于馮友蘭的一種爭議，說馮的回校是“輕率”之舉。其言下之意是，馮不該輕易回校，而應與當局大干一場，走上革命之路。所以74頁又引王瑤的話，說馮被捕后“逐漸由逃避而就范”，“由追求不變的永恒世界而肯定凡存在者都是合理的合勢的”，并認為王瑤這些話“確實發(fā)人深思”。這就有必要指出三點：1、是繼續(xù)做一個學者，還是走上革命之路，是馮個人的事，他人對此橫加干涉，進行“爭議”，本已不妥。2、王瑤的話是1949年后大批判的產物，對它不作分析，用于今天，更為不妥。3、《校園文化》是將馮友蘭作為文學院院長加以介紹的，它也明知馮對清華的最大貢獻是“作為文學院的一院之長對校園文化的推動”，卻既不介紹馮在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也不介紹此思想與實踐如何推動清華校園文化的發(fā)展，卻用一千多字的篇幅，大談與“校園文化”這一主題無關的關于馮友蘭的所謂爭議，這就不僅不妥，簡直令人費解。
其105頁說，“1922年，王國維受清遜帝溥儀之召，入‘宮’擔任其‘文學侍從’———南書房行走”。此說亦誤，溥儀命王國維任“南書房行走”是1923年之事。
其106頁說，王國維于“1927年……6月2日夜草擬遺書……，翌晨……雇車至頤和園”自沉。此說亦誤———眾所周知，王國維系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故其草擬遺書是在6月1日夜間。又，同頁還將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誤作《殷商制度論》。
其112頁說，陳寅恪生平著作中有“專著九種，即《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秦婦吟校箋》、《論再生緣》、《歷史研究》、《述東晉王尊的功業(y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后條》及《元白詩箋證論稿》等”。此說之誤有五：1、將單篇論文（所列第三、四、五、七、八5種）當作專著，卻遺漏了陳寅恪篇幅最大的專著《柳如是別傳》。2、所列第六種是將陳寅恪曾在其中發(fā)表論文的刊物當成了陳寅恪的專著。3、所列第七種將“王導”誤作“王尊”，又將“之”誤作“的”（眾所周知，陳寅恪是堅決拒絕寫白話文的）。4、所列第八種之“后條”二字系“條后”之訛。5、所列第九種衍一“論”字。有必要指出，112頁此說并非《校園文化》“首創(chuàng)”，而是來自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原載臺灣《傳記文學》16卷3期，收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版《追憶陳寅恪》）———陳文亦將上述九種著作一概算作陳寅恪的專著，亦將陳寅恪曾在其中發(fā)表論文的《歷史研究》當作陳寅恪的著作，亦將“之”誤作“的”，亦將“條后”誤作“后條”。可見《校園文化》既承襲了陳文的錯誤，又在此基礎上有所發(fā)展。又見112頁還有“陳寅恪所作的舊體詩無論從數量上或藝術價值上看都臻上品”之語。說“從數量……上看……臻上品”，似乎不合邏輯（陳寅恪是不是寫舊體詩最多的現代人之一，則是另一問題）。
其115頁說，“全國解放后，嶺南大學停辦，與中山大學合并，陳留中山大學任教”。此說則有二誤。一是陳寅恪在中山大學任教不是始于“全國解放”的1949年，而是始于院系調整的1952年。二是院系調整時，嶺南大學被撤消，陳寅恪不是“留”任中山大學，而是調入中山大學。其125頁附一相片，并加說明文字，曰：“朱自清（二排左四）1918年6月在北大哲學門畢業(yè)合影”。此說亦有二誤。一是朱自清不是畢業(yè)于1918年，而是畢業(yè)于1920年。二是該相片確系1918年所攝，但其中立于二排左四的學生不是朱自清，而是馮友蘭。
最后，還想提出一點意見，即《校園文化》第二章第二節(jié)“系主任”所介紹的清華文學院各系主任，其中有短期代理系主任的劉文典，卻無長期正式擔任系主任，曾為各系做出重要貢獻的蔣廷黻、雷海宗、陳達、陳福田、金岳霖、劉崇等，似亦欠妥。
以上管見，僅供黃延復先生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