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tled Document方言大師趙元任
作 者 □馮愛珍
2001-08-15 中華讀書報
趙元任是杰出的語言大師，也是杰出的方言大師。他自1927年開始系統(tǒng)地調查研究漢語方言，以融會古今、貫通中西的廣博學識，新穎精湛的學術思想，嚴謹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創(chuàng)了中國“五四”以后的現代漢語方言學研究領域的全新局面，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堪稱現代漢語方言學的開山祖和奠基人。
精通一個漢語方言，是了解全部漢語的準備
方言作為地域性的語言交際手段，同樣具備語音、詞匯、語法等基本要素，是一個完整的語言體系。各方言中豐富多彩的語言現象，為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最有價值的資料素材。正因研究方言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當趙元任決定將學術主攻方向定位于語言科學時，他就開始了方言研究，而且“畢生不倦地策劃和進行漢語方言調查。”（陳原《我所景仰的趙元任先生》）1925年，趙元任在游歷歐洲之后重回清華園，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講授“方言學”、“普通語言學”、“音韻學”等課程，指導學員進行的專題研究范圍是“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中國現代方言”。自此他正式以中國語言學和方言學研究為自己學術上的主攻方向。兩年后，即1927年開始系統(tǒng)地進行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從此這項田野工作連綿不斷，貫穿一生。”（陳原《我所景仰的趙元任先生》）他調查過吳語（江蘇南部和浙江）、粵語（廣東、廣西）、粵北土話、徽語（古徽州所屬六縣）以及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方言，發(fā)表過很多調查報告、專題論文和專著，如《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南京音系》（1929）《中國方言中爆發(fā)音的種類》（1935）、《鐘祥方言記》（1939）、《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中 山方言》（1948）、《臺山語料》（1951）《績溪嶺北方言》（1965）、《常州方言》（1970）等等。
趙元任以畢生的精力致力于漢語方言的研究，基于他對漢語對語言學研究的科學認識。他認為，研究方言“第一，咱們可以通過任何一個主要漢語方言，掌握全部漢語文學。第二，精通一個漢語方言，是了解全部漢語的準備。”（《北京口語語法》，從《國語入門》M an d a r in Pr im e r1948節(jié)譯，李榮1952）因此，他從1927年起，“做了十幾年的中國方言調查”（《我的語言自傳》312頁），他全面細致的方言調查研究為中國的現代漢語方言學的創(chuàng)立、建設和發(fā)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也為他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語言學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他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
1922年，趙元任《國語留聲片課本》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同學好友胡適為該書作序。序言以知己的口吻贊曰：“他有幾種特別的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他除了英、德、法三國語言之外還懂得許多中國方言。”的確，趙元任在語言上有著異常的天賦，自幼便顯示出超凡的語言能力。他生于天津，兩歲遷至北京，三歲遷往河北磁州，五歲又遷至保定。因此，咿呀學語之時，他便學會說“不完全”的北京話、天津話、河北話，還跟著姑媽表弟學會了常熟話。六歲從私塾老師學會用常州方言誦讀四書五經。十三歲學會蘇州話，并學會用反切和倒轉反切說話。在美國念書以及回國工作期間又跟同學、朋友學會了無錫話、南京話、揚州話、上海話、安徽話、湖南話、湖北話、廣州話、福州話等。直至1959年，在近60歲的時候到臺灣講學，又學會了復雜難懂的閩南話。
胡適還這樣稱贊趙元任：“他學方言的天才確是很驚異的。……他不但能說許多方言，并且能在短時間之中辨別出各種方言的特別之點。”“他有兩只特別精細的音樂耳朵能夠辨別那極微細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種種發(fā)音上的區(qū)別；他又有一副最會模仿的發(fā)聲器官，能夠模仿那極困難的，普通人多學不會的種種聲音。”（《國語留聲片課本》序》）。趙元任本人并不滿足于這種異常的天賦，調查記音是他語言研究準備工作之首。他說：“用表格用錄音器作系統(tǒng)的調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處學說各種話當然又是一回事。對于兩方面都有興趣，并且學著說一點當地的話，可以使發(fā)音人放心說他們本地的話，免得有時誤認為我是政府派來宣傳統(tǒng)一國語，反而想法子跟我說國語。”（趙元任《我的語言自傳》）作為好友，胡適自然更了解這位“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胡適說：“他又是一個科學的語言學者。單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夠用的，至多不過學一個絕頂聰明的口技家罷了。但是，趙先生依著他天才的引誘，用他的余力去研究發(fā)音的學理；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趙元任成為舉世公認的漢語方言大師，自然與他的天賦分不開，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遠大的理想抱負，深切的愛國情結，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非凡的音樂修養(yǎng)才能，耕耘不輟的勤奮努力。因此，他不但是“天生的一個方言學者”，還是“一個科學的語言學者”。
他是自己國家多種方言的學者
194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校200周年紀念會上，趙元任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榮譽學位頌語稱道：“他是自己國家多種方言的學者和歷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幫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國語言，中國人民的思想和理想。” 趙元任是中國多種方言的學者，是傳統(tǒng)和現代并重的方言學家。他的方言研究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方言學的優(yōu)秀精華，又開創(chuàng)了以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領域。他1927年第一次系統(tǒng)地進行方言實地調查，1928年，這次調查的研究成果《現代吳語的研究》由清華學校研究院印行出版。這部巨著的問世在漢語方言研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現代漢語方言學誕生的標志。在它之前中國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學著作，在它以后出現的方言學著作，都沿著它開辟的道路前進發(fā)展。它奠定了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開創(chuàng)了科學化研究漢語方言的新局面。自《現代吳語的研究》開始，現代漢語方言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與古代漢語方言學具有了本質的不同。它在中國首次使用國際音標記錄方言口語事實，用現代語言學原理分析方言特征和語言結構系統(tǒng)，用古代音韻學原理考察現代方言的演變規(guī)律。它審音嚴格，重視語音的細致描寫和來歷分析，科學合理地解釋錯綜復雜的方言現象，高度概括了吳語的共同特征，指出“吳語為江浙當中并定群等母帶音或不帶音而有帶音氣流的語言”，這一特征總括至今仍是研究者辨別吳語或非吳語的首要標準。
1970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授予趙元任榮譽博士學位儀式上介紹他的成就時，提到：“趙教授創(chuàng)造性地和精巧地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tǒng)地研究現代和經典的中國語言。他的著作《現代吳語的研究》為趙教授領導的中央研究院語言學家們進行系統(tǒng)調查研究中國方言定下了調子。”（《趙元任年譜》463頁）
20年代中國的交通還很困難，在歷時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中，趙元任在吳語區(qū)共調查記錄了33個方言點，訪問了200多人，記錄了63位發(fā)音人的語言材料。他重視實地調查，不辭勞苦，輾轉田野鄉(xiāng)間，有時露宿小站，有時借宿農家。《趙元任年譜》記載，（1927年）“12月14日一天就跑了四個地方，常常帶病堅持調查工作。”他的助手楊時逢先生回憶說，那次調查“從南京沿著京滬杭鐵路，每站下車，如鎮(zhèn)江、丹陽、無錫，再乘小火輪船到宜興、溧陽，又轉回無錫”，“各處尋找學校，學生做發(fā)音人，記錄該處方言。有時一天跑兩三處，常常夜間找不到旅館，連小的客店也找不到，只好借宿在鄉(xiāng)村農村人家。”（《趙元任年譜》148頁）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趙元任受聘主持語言組的工作。他視此為自己畢生的事業(yè)。從此，他的語言學才華也有了大放光彩的施展舞臺。來到歷史語言所后，趙元任制定了方言調查的長遠規(guī)劃和五年計劃，計劃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兩廣粵語調查。粵語復雜難懂，其語音與共同語差距很大，趙元任選擇粵語方言作為自己到任后的第一項工作，除了他對兩廣方言在漢語方言中的重要地位的認識外，也是他對自己的學識和技藝提出的新的挑戰(zhàn)。他在《臺山語料》序言中說，廣東是“一個方言最豐富的區(qū)域，所以第一部調查就是兩廣方言，一方面想法子多得點語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來沒有很用過的語言記錄跟語言分析的新工具無論在標音方法上啊，或是音位論的分析上啊，哪怕是錄音的新機器啊什么的，我們都想好好地試他一試。“這次調查對趙元任意義非凡，可以說對他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影響。他后來在海外教授粵語，出版《粵語入門》（1947年），他的粵語工作被世界廣泛地承認和運用，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與這次全面而扎實的粵語調查密不可分。
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是方言地區(qū)性調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這項調查工作始于1936年，由趙元任先生主持，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和集體完成。在這部巨著的誕生過程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大師與新人的合作。趙元任先生對年輕人的放手使用，無限尊重，至今令人仰止。《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繪制了66幅方言地圖，首先以地圖的形式表現湖北方言分為4個區(qū)的大致情況，而后的64幅方言現象分布圖分別反映聲韻調、特字、詞類等的異同。最后的綜合圖用語言同言線反映湖北方言各種現象的分布情況其方言條目的選擇、符號的畫法、同言線的使用，都成為后來的方言專著附圖的仿效對象。
趙元任定居海外后，仍堅持漢語方言的研究。遙距祖國萬里，無法進行方言實地調查，他便將自己植根于海外華人之中，營造一個方言小社會。他請薩本鐵做福州方言的發(fā)音人，請胡適做績溪方言的發(fā)音人，用他們的錄音材料，指導學生一起研究這些漢語方言中最復雜難懂的方言。1934年趙元任在上海主持《語言區(qū)域圖》的繪制，當時由于對徽州方言情況不完全了解，沒有將徽州方言獨立劃區(qū)。但由于太太是安徽石埭人，趙元任先生知道皖南的徽州方言不同于安徽其他方言，于是這一年他偕太太到皖南調查徽州方言。所謂徽州方言指的是古徽州府，即今安徽南部屯溪、績溪、休寧、歙縣、黟縣以及江西婺源一帶的方言。到過徽州的人都知道，那里山高險阻，交通不便，由此形成的方言復雜多樣，令外人結舌。隨著研究的深入，1939年和1948年修訂《語言區(qū)域圖》時趙元任先生提出了“皖方言”和“徽州方言”的分區(qū)。到海外后，他仍不忘深入研究徽州方言，恰巧，他的老朋友胡適是徽州績溪嶺北人。于是，胡適成了趙元任進行徽州方言調查研究的最佳發(fā)音人。這恐怕也是現代漢語方言調查歷史上水平最高的調查人和發(fā)音人的合作，他們肯定是一對最佳拍檔。1962年，《績溪嶺北音系》發(fā)表，1965《績溪嶺北方言》出版（與楊時逢合作），都是深入研究徽州方言的代表佳作。趙元任是理論與實際并重的方言學家。他深入實際，親歷田野工作，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方言材料后，他為現代漢語方言研究進行科學的分區(qū)。1934年，他主持為上海申報館編制《中華民國新地圖》第五圖乙之《語言區(qū)域圖》，將“中國語系”劃分為“華北官話區(qū)、華南官話區(qū)、吳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海南方言”七個大區(qū)，這是首次以方言特征分區(qū)。其后1939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制的《中國分省新圖》之《語言區(qū)域圖》第四版、第五版（仍由趙元任主持）進一步修訂完善了這一方言分區(qū)概念。1948年趙元任先生在《北京口語語法》中進一步將中國的語言分成三區(qū)九組。此后的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無不在此基礎上耕耘收獲，或七大分區(qū)、或八大分區(qū)，直至1989年出版的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完備的語言地圖《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十大分區(qū)，仍是繼承、完善、發(fā)展了趙元任的漢語方言分區(qū)概念。他是用現代科學方法調查研究漢語方言的第一人趙元任作為現代漢語方言學之父，其成就絕不僅僅體現在他那累累眾多、深刻精辟的奠基之作上，更重要的是他為從事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開創(chuàng)了一系列科學實用的理論和方法。他引進國際音標，并根據漢語特點修訂國際音標，使現代漢語方言調查記錄一起步即走向世界。用國際音標記音，這對使用方塊文字，原本只能用“直音“、“反切“表示讀音的漢語來說，其進步的意義絕對是革命性的。他提出的歸納音位的原則和理論一直指導著后來的方言調查和整理研究。他根據音律原理設計的一套五度制標調字母，為記錄和研究方言提供了準確方便的工具。他根據方言調查所要了解的基本字音，于1930年設計出版了《方音調查表格》。這個表格在吳語、粵語方言調查工作的基礎上，選取了比較常用的3567個漢字，字的次序按古代《切韻》、《廣韻》一系的韻書所代表的古音系統(tǒng)排列，聲母、韻母、聲調形成框架，每個字放在各自應有的音韻地位之中，每一頁都是一張韻圖。根據這個表格記錄出來方言語音，在一個平面上不僅可以看出聲韻調配合關系，還可以看出古今語音演變規(guī)律，許多復雜的語音現象一目了然，便于歸納整理。這個表格后來由丁聲樹、李榮先后修訂編制成《方言調查字表》，漢字增至3700多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幾十年來，《方言調查字表》作為漢語方言調查的基本手段而被方言工作者廣泛運用。漢語方言調查由于有了這樣一個科學的底本，便捷了許多，深奧的音韻學也變得直觀容易理解了。趙元任調查方言還善于利用一切現代化的輔助手段。二、三十年代錄音設備、照相設備都還是稀罕物件，趙元任卻已將這些物件的作用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盡管他自己有著“錄音機式的耳朵“，但每次調查他還都用錄音設備永久地保留發(fā)音人的語音，并整理發(fā)表。比如，1935年調查江西方言歷時21天，調查了57個縣的方言，灌制了80多張雙面唱片。1948年發(fā)表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每一方言點均配以相應的有聲讀物。趙元任研究方言注重相互間的異同比較。《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1926）是比較方言語法的鼻祖。《中國方言當中爆發(fā)音的種類》（1935）是就某一專門的語音現象進行方言間橫向比較的典范之作。不論是地域性的方言研究如《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還是地點性的方言研究如《鐘祥方言記》，趙元任都十分注重音韻比較，跟國語（普通話）比較，跟古音比較，由此創(chuàng)立了方言學研究中的比較音韻學。他以方言研究為工具，博古通今，以活的現代語言事實解決死的古代語言問題。“每一個識字的人都懂得古漢語，不過這是單就了解古書說的。要是讀出聲音來，總是某一種現代方言的讀音。中國過去的學者很少 知道，古代漢語的實際讀音是什么樣兒的。并不是因為中國人不留心語音。中國人向來對語音是很留心的。不過因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們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語音分類跟語音當中的關系，比較忽略語音本身的音值。他們對語言的認識是正確的，不過不是具體的。好些古代學者的著作，要等待現代語言學家作語音學的解釋。有人打過這么一個比喻：傳統(tǒng)的中國音韻學好比一部代數書。這部書里頭有好些真理，不過在運用這些真理以前，必須把數字代進公式里頭去。數字就是現代漢語方言。語言學家研究現代方言的讀音（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古代借字的現代讀音－－日譯吳音、日譯漢音、高麗譯音、安南譯音），再拿來跟傳統(tǒng)中國音韻學的系統(tǒng)（反切、等韻）比較，詳詳細細的構擬出公元六百年左右的漢語讀音（除了四聲的調值）。”（趙元任《北京口語語法》，李榮譯）這些研究中的比較方法一直指導著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的進行和發(fā)展。
